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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唐时华

12月13日上午9时，震惊全国的吉林导游丽江杀人案再次在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辩护律师出示了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人徐敏超作出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书》，在这份鉴定书中认定：“徐敏超作案时患有旅行性精神病，评定为限制（部分）刑事责任能力”。而在此之前，云南省公安厅的司法鉴定为：“徐敏超对作案具有完全责任能力”。不同的鉴定结构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鉴定结论，控辩双方各执一份精神病鉴定书，争辩激烈。（2007年11月14日《都市时报》）
一个人，一个案情，却鉴定出两种不同的结果，这司法鉴定可真有点悬。对于司法鉴定，咱们是外行。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把这东西闹明白的可也不多了。君不见同样是精神病鉴定的专家，给出的结论却是天上地下，您说这鉴定的事，您给谁解释去？
不过话说回来了，鉴定结论虽然不同，可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有没有精神病是直接影响法院定罪量刑的关键。虽说采用哪一份鉴定是法官的事，可咱还忍不住要问一声：这精神病的司法鉴定还有没有点谱？
近年来，这种精神病司法鉴定“打架”的事情在全国屡屡出现。这些“打架”的司法鉴定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影响了案件的正确审理，还导致社会公众对司法鉴定客观公正与严肃性产生怀疑。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笔者看到一些学者慷慨痛陈一些“打架”原因，比如可异地受理导致混乱、比如机构管理不健全、比如学者对精神病的鉴定理解不一，等等等等。似乎都有些道理。不过，需要明确的是：精神病鉴定既然是严肃的司法鉴定，就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至少也应当有一个行业内通行的共识。否则，丧失了科学依托的鉴定，就算鉴定者是金口玉言，一锤定音，不容更改，但是这样得出的鉴定结论，姑且不 敢说有人可能“指鹿为马”，又如何让一头雾水的公众口服心服？
精神病鉴定很复杂，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还要补充的是：精神病鉴定，靠的是客观事实，更需要科学、理性、公正与责任。那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不审慎态度，无论是在我们的司法鉴定还是其他活动中都是极为有害的。把原本严肃的司法鉴定，弄到非要靠鉴定者或鉴定机构的“名头”来“肉搏”的地步，这样的现象，更多地让旁观者齿冷。
真理越“鉴”越明，在近年来轰动全国的邱兴华杀人案中，多名法学专家要求给邱兴华作精神病鉴定，以求给公众与被告本人一个交代。此次事件使精神病鉴定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也从再次凸显了司法鉴定对查明事实真相的重要性。而在这起吉林导游丽江杀人案件中，对被告人徐敏超的最终判决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有罪受罚，无罪释放。这是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浅显道理。重要的是，对徐敏超的行为有一个科学、客观的司法鉴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为，一个公正科学的司法鉴定制度，让被告人罚当其罪，比单纯惩罚或者释放一个人，其积极意义又何止千倍万倍！




　　近年来，执行救助一词频频见诸报端，各级法院领导乃至党政机关领导在讲话中也不时提到执行救助，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2年向社会公开承诺要办好的十件实事中，也明确要求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刑事被害人和案件申请执行人进一步加大司法救助力度，这里的所谓司法救助实际上也是指执行救助。究竟何为执行救助？执行救助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操作的？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十年来，笔者一直在基层法院从事执行工作，经办了众多的执行救助案例，亲历了执行救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现根据有关规定和执行救助的工作实际，就执行救助的由来、现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执行救助的由来

严格意义上讲，执行救助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术语，也不属于司法救助的范畴。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减、免、缓缴诉讼费，其目的是让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而不是向他们发放救助款，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早有司法解释进行规范。而执行救助是指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申请执行人生活困难，人民法院或政府有关部门给予其适当的经济帮助，使特困申请执行人渡过难关，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体现的是一种司法的人文关怀。执行救助并不是最高法院或者中央政法委的发明创造，而是在司法实践中自发产生的。2006年3月，由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各级法院干警的共同努力，执结了一大批执行积案。但由于部分案件被执行人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申请执行人又确实生活困难，要求法院继续执行，使这些符合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条件的案件不能依法中止或终结，影响了案件执结率。部分基层法院为了提高结案率，协调当地党委政府为特困申请人办理低保、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使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心理上得到了安慰，同意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从而提高了结案率。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率先与县民政局联合出台文件，设立救助基金，对执行救助的对象、条件、程序和资金来源等作出了规定，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受到了南阳市委政法委和南阳中院的肯定，该经验随之在全省予以推广。随着清理执行积案活动的不断深入，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各地清理执行积案的经验和做法，于2009年7月13日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全国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的工作方案》，该方案指出，“对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权利人、道路交通肇事受害人、人身伤害被害人等特困群体为申请人的案件，协调政府财政、民政等部门，通过建立国家救助体系，设立专项资金加以救助”。这是中央政委和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到执行救助，并明确了执行救助案件的范围、对象和资金来源，也是对地方法院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的肯定。随之，全国各级法院采取不同形式，多渠道筹措资金，对特困申请人予以救助，化解了一大批执行积案和上访老案，对维护社会稳定、树立人民法院的司法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执行救助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2008年以来，全国涉诉信访形势日益严峻，其中涉执信访又占了较高的比例，要求执行救助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大量增加，执行救助工作发生了新的变化，也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执行救助的对象和范围无限扩大，执行救助工作偏离了正常轨道。有的案件申请执行人生活并不困难，也不属于中央政法委和最高法院规定的三类案件范围，因案件暂不具备执行条件，债权暂时得不到实现而上访、闹访，要求法院垫付执行款；有的特困申请人不满足于办理低保和给予适当救助，要求法院全额给付执行款，甚至还要求利息、误工费和上访带来的损失。为化解信访案件，很多基层法院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做无原则的让步，满足上访人的不合理要求，不适当地扩大执行救助的范围，造成当事人之间互相攀比，非但没有化解和减少涉执信访案件，反而形成恶性循环。2008年，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申请人张某某因得不到赔偿款而进京上访，社旗县法院查明被执行人确无执行能力，而张某某生活又特别困难，协调乡政府为其办理了两个低保指标，又给予其1000元救助，张某某仍不满足，要求法院为其垫付全部执行款，为化解信访案件，社旗法院用办公办案经费全额垫付了1.6万元执行款，张某某表示满意，并写出结案证明和书面保证，表示永不为此事上访。但在得到执行款的第三天又赴京上访，要求法院赔偿其利息、误工费等共计30万元。后因非访被依法劳教，现在张某某已成为上访专业户。2010年，南阳市卧龙区法院一交通事故案件申请人王某某因被执行人无执行能力其债权不能实现而上访，省委领导批示要求限期结案，卧龙法院查找不到被执行人的财产和下落，为化解该案，从办公办案经费中拿出30余万元全额垫付了执行款，王某某感激涕零，表示此案执结永不上访，但此后又多次上访要求法院支付其利息和上访损失等，经多方做工作仍不息诉罢访。类似的案件在基层法院大量存在，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执行救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特困申请人的特殊困难，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但在发展中却走向了歧途，几乎沦落为上访人要挟法院的工具，违背了执行救助制度的初衷。第二，执行救助的资金难以保障。基层法院用于执行救助的资金来源不一，有的设立了救助基金，由县财政纳入年度预算，有的从县信访部门信访经费中争取一部分，从政法委维稳资金中争取一部分，但由于县一级财政普遍比较困难，加之有的县领导对此项工作不了解、不重视，不愿意也无能力拿出这部分资金，大部分基层法院的主要救助资金都是挤占挪用本院的办公办案经费。自2008年至今，社旗法院已发放执行救助资金70余万元，全部为本院办公办案经费，有一个基层法院仅2009年一年就发放救助资金300余万元，也是挤占办公办案经费，使得经费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基层法院更加捉襟见肘，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办公办案需求，许多基层法院院长苦不堪言。

三、执行救助的出路和法律规范

执行救助制度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给予特定案件的特困申请人以适当的人文关怀，是司法为民措施的具体体现，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应当继续坚持和推广，但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当引起重视，并逐步予以纠正和规范。首先，要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努力提高案件执结率。结案是硬道理，各级法院执行干警要用足用活现有的调查手段和执行措施，在破解执行难上下功夫，尽最大努力实现申请人的合法权利，从根本上缩小执行救助案件的范围。其次，要严格界定执行救助案件的类型，从严把握救助标准。根据各地法院的实践经验和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执行救助案件原则上应是以下三类案件，即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交通肇事损害赔偿案件、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因为这三类案件一般是由突发事件造成的，被执行人要么在服刑或已执行死刑，要么因案返贫或远走他乡，缺乏执行能力，而申请执行人往往因受害而致死致残，家庭生活一般都比较困难，对这三类案件的特困申请人给予救助，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其他类型的案件，即使执行不能也不宜轻易给予救助，因为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或者商事活动必然要存在一定风险，这种风险是市场经济所不可避免的，当风险变为现实而给当事人带来损失的时候，司法救济只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有可能挽回损失，也有可能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而不能挽回损失，执行不能的情况在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不能把这种因市场风险带来的损失转嫁给国家和政府。对于因此而上访的，要正确教育引导，对缠访、闹访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予以惩戒。最后，要建立国家救助体系，使执行救助制度走向规范化。执行救助工作从司法实践中产生，已经经过六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已经具备了规范化的条件，最高法院应当深入进行调研，在全面总结各地经验的基层上，制定全国统一的执行救助制度，报请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国家层面的救助体系，由各级政府设立救助基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保障救助资金来源，规范执行救助的范围、对象、条件和程序，使这项工作步入正常化、规范化、健康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