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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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批复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2]629号
发文日期 2002-7-12
《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其他单位在实行“双薪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单位为其雇员多发放一个月的工资）后，个人因此而取得的“双薪”，应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对上述“双薪”所得原则上不再扣除费用，应全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按适用税率计算纳税，但如果纳税人取得“双薪”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不足800元的，应以“双薪”所得与当月工资、薪金所得合并减除800元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个人因参加企业的有奖销售活动而取得的赠品所得，应按“偶然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赠品所得为实物的，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方法确定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由举办有奖销售活动的企业（单位）负责代扣代缴。
三、个人因从事彩票代销业务而取得所得，应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四、在纳税人享受减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时，是否须经税务机关审核或批准，应按照以下原则执行：
（一）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未明确规定纳税人享受减免税必须经税务机关审批的，且纳税人取得的所得完全符合减免税条件的，无须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批，纳税人可自行享受减免税。
（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明确规定纳税人享受减免税必须经税务机关审批的，或者纳税人无法准确判断其取得的所得是否应享受个人所得税减免的，必须经主管税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审核或批准后，方可减免个人所得税。
（三）纳税人有个人所得税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必须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方可减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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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王胜宇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管理办法
浙江省人民政府令271号
《浙江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5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省长
二○一○年五月四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浙江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管理，规范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行为，促进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提高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浙江省测绘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及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地理空间数据，是指以数字形式表示的与地理空间位置及其时态有关的自然、经济、社会等信息。
第四条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过程中或者由政府为主投入产生的地理空间数据，应当实行交换和共享。
前款规定的部门、单位（以下简称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充分利用已有适宜的地理空间数据，避免重复投入。
鼓励其他单位将合法拥有的地理空间数据参与交换和共享。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建立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的共享水平。
第六条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主管全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工作，负责组织采集和更新基础地理空间数据，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规划，建设、管理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指导市、县共享平台建设。
市、县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工作，负责组织采集和更新基础地理空间数据，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全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规划以及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设、管理本地区的共享平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组织采集、更新和管理与履行公共管理及公共服务职责有关的专题地理空间数据，做好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相关的工作。
第七条省、市、县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承担测绘成果管理服务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构）负责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的处理、集成、整合、管理，以及共享平台的运行、维护和其他相关服务工作。
第八条共享平台应当具备以下功能：
（一）联通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相关信息系统和上、下级共享平台；
（二）处理、集成、整合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
（三）通过政务专网或者互联网提供在线服务；
（四）共享平台建设方案确定的其他功能。
第九条省、市、县共享平台建设纳入基础测绘项目，并按照全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规划及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制定的总体设计要求组织实施。
第十条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所附《浙江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目录》的要求，向相应的服务机构提交地理空间数据（包括目录、元数据和相关资料，下同）；依法应当保密或者按照规定限制使用的，应当注明。具体提交办法由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会同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规定。
《浙江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目录》的具体范围和内容需要调整的，由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商省有关部门和单位提出调整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的内容因建设、管理和专项工作或者自然作用等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更新，并将更新后的数据按季度向相应服务机构提交。
第十二条采集和更新地理空间数据应当使用国家规定的定位基准，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地理空间数据标准。
省地理空间数据标准由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起草，经省质量技术监督主管部门审批后发布实施。
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制定相应的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技术规范。
第十三条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应当合法、准确、规范。
服务机构应当对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进行核查，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可以退回并要求修改、补充后重新提交。
第十四条省服务机构应当在收到符合规定的地理空间数据之日起2个月内，以1∶10000（城市规划区1∶5000）及以小比例尺地理空间框架数据为基础，完成省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的集成、整合工作。
市、县服务机构应当在收到符合规定的地理空间数据之日起2个月内，以1∶500至1∶2000及以小比例尺地理空间框架数据为基础，完成市、县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的集成及整合工作。
服务机构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地理空间数据的集成、整合工作的，经本级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同意，可以适当延长工作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1个月。
第十五条服务机构应当加强对地理空间数据的存储管理和档案建设，保障数据资料安全。
第十六条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地理空间信息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保护和开发利用。
第十七条服务机构应当在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的门户网站公布地理空间数据目录、元数据和其他依法应当公开的地理空间数据，以及用户权限、获取途径等事项，供用户浏览、查询，并按规定提供下载服务。
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公众地图网，并通过互联网提供公益性地图服务。
第十八条服务机构对用户提出的地理空间数据共享需求，应当及时给予响应和回复。
地理空间数据的提供，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测绘成果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服务机构应当自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集成、整合工作完成之日起30日内，向有关部门和单位返回其所需要的地理空间数据。
第二十条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发应用地理空间数据中需要服务机构提供相关技术支持的，服务机构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条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应急测绘保障机制，根据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需要，及时组织整合或者采集地理空间数据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第二十二条依法应当予以保密的地理空间数据的传输、处理、提供、利用和管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服务机构不得利用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以及经集成、整合后的地理空间数据从事经营性活动。
第二十四条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完善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的运行机制，加强对服务机构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共享平台稳定、安全、有效运行。
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工作规范、服务标准和管理制度，按规定做好数据处理、集成、整合、管理，以及共享平台的运行、维护和相关服务工作。
第二十五条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全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情况进行检查、评估，督促、指导相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工作。
第二十六条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采取有效的安全和保密措施，致使地理空间数据丢失、损坏或者失密泄密的；
（二）未按规定完成地理空间数据集成、整合、更新的；
（三）未按规定公布信息、提供服务的；
（四）利用地理空间数据及其相关资料从事经营性活动的；
（五）对用户提出的共享需求未及时给予响应和回复的；
（六）其他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情形。
第二十七条有关部门和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暂停向其提供地理空间数据；情节严重的，由有权机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规定的时间和范围提交地理空间数据，影响共享的；
（二）未按规定组织采集、更新专题地理空间数据的；
（三）未使用国家规定的定位基准或者未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采集和更新地理空间数据的；
（四）将获得的地理空间数据用于履行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职责以外的活动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依法组织采集和更新基础地理空间数据，或者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权机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王胜宇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浙江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管理办法
浙江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管理办法
浙江省人民政府令271号
《浙江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5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省长
二○一○年五月四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浙江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管理，规范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行为，促进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提高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浙江省测绘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及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地理空间数据，是指以数字形式表示的与地理空间位置及其时态有关的自然、经济、社会等信息。
第四条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过程中或者由政府为主投入产生的地理空间数据，应当实行交换和共享。
前款规定的部门、单位（以下简称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充分利用已有适宜的地理空间数据，避免重复投入。
鼓励其他单位将合法拥有的地理空间数据参与交换和共享。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建立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的共享水平。
第六条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主管全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工作，负责组织采集和更新基础地理空间数据，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规划，建设、管理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指导市、县共享平台建设。
市、县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工作，负责组织采集和更新基础地理空间数据，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全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规划以及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设、管理本地区的共享平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组织采集、更新和管理与履行公共管理及公共服务职责有关的专题地理空间数据，做好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相关的工作。
第七条省、市、县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承担测绘成果管理服务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构）负责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的处理、集成、整合、管理，以及共享平台的运行、维护和其他相关服务工作。
第八条共享平台应当具备以下功能：
（一）联通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相关信息系统和上、下级共享平台；
（二）处理、集成、整合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
（三）通过政务专网或者互联网提供在线服务；
（四）共享平台建设方案确定的其他功能。
第九条省、市、县共享平台建设纳入基础测绘项目，并按照全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规划及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制定的总体设计要求组织实施。
第十条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所附《浙江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目录》的要求，向相应的服务机构提交地理空间数据（包括目录、元数据和相关资料，下同）；依法应当保密或者按照规定限制使用的，应当注明。具体提交办法由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会同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规定。
《浙江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目录》的具体范围和内容需要调整的，由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商省有关部门和单位提出调整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的内容因建设、管理和专项工作或者自然作用等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更新，并将更新后的数据按季度向相应服务机构提交。
第十二条采集和更新地理空间数据应当使用国家规定的定位基准，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地理空间数据标准。
省地理空间数据标准由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起草，经省质量技术监督主管部门审批后发布实施。
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制定相应的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技术规范。
第十三条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应当合法、准确、规范。
服务机构应当对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进行核查，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可以退回并要求修改、补充后重新提交。
第十四条省服务机构应当在收到符合规定的地理空间数据之日起2个月内，以1∶10000（城市规划区1∶5000）及以小比例尺地理空间框架数据为基础，完成省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的集成、整合工作。
市、县服务机构应当在收到符合规定的地理空间数据之日起2个月内，以1∶500至1∶2000及以小比例尺地理空间框架数据为基础，完成市、县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的集成及整合工作。
服务机构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地理空间数据的集成、整合工作的，经本级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同意，可以适当延长工作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1个月。
第十五条服务机构应当加强对地理空间数据的存储管理和档案建设，保障数据资料安全。
第十六条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地理空间信息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保护和开发利用。
第十七条服务机构应当在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的门户网站公布地理空间数据目录、元数据和其他依法应当公开的地理空间数据，以及用户权限、获取途径等事项，供用户浏览、查询，并按规定提供下载服务。
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公众地图网，并通过互联网提供公益性地图服务。
第十八条服务机构对用户提出的地理空间数据共享需求，应当及时给予响应和回复。
地理空间数据的提供，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测绘成果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服务机构应当自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集成、整合工作完成之日起30日内，向有关部门和单位返回其所需要的地理空间数据。
第二十条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发应用地理空间数据中需要服务机构提供相关技术支持的，服务机构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条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应急测绘保障机制，根据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需要，及时组织整合或者采集地理空间数据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第二十二条依法应当予以保密的地理空间数据的传输、处理、提供、利用和管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服务机构不得利用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的地理空间数据以及经集成、整合后的地理空间数据从事经营性活动。
第二十四条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完善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的运行机制，加强对服务机构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共享平台稳定、安全、有效运行。
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工作规范、服务标准和管理制度，按规定做好数据处理、集成、整合、管理，以及共享平台的运行、维护和相关服务工作。
第二十五条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全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情况进行检查、评估，督促、指导相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工作。
第二十六条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采取有效的安全和保密措施，致使地理空间数据丢失、损坏或者失密泄密的；
（二）未按规定完成地理空间数据集成、整合、更新的；
（三）未按规定公布信息、提供服务的；
（四）利用地理空间数据及其相关资料从事经营性活动的；
（五）对用户提出的共享需求未及时给予响应和回复的；
（六）其他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情形。
第二十七条有关部门和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暂停向其提供地理空间数据；情节严重的，由有权机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规定的时间和范围提交地理空间数据，影响共享的；
（二）未按规定组织采集、更新专题地理空间数据的；
（三）未使用国家规定的定位基准或者未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采集和更新地理空间数据的；
（四）将获得的地理空间数据用于履行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职责以外的活动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依法组织采集和更新基础地理空间数据，或者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权机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