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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4月25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995年7月29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三章 部门、单位及公民责任
第四章 社会保障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必须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
（一）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经济建设的犯罪分子；
（二）严密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堵塞违法犯罪活动的漏洞；
（三）加强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文化、道德素质，增强法制观念；

（四）鼓励公民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五）调解民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
（六）教育、挽救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妥善安置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的人员，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性案件得到有效控制，社会丑恶现象减少，治安秩序良好，社会稳定，群众有安全感。
第五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坚持打击和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治本的方针，实行谁主管谁负责、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及属地管理原则。
第六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州、县（市）、行政区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积极参与。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发挥骨干作用。
第七条 凡在本州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驻军部队、企业事业单位、村（居、牧）民委员会及其它组织和公民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八条 州、县（市）、行政区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备相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乡（镇）、街道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由一名副职领导专门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村（居、牧）民委员会必须有一名主任或者副主任分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百人以上者，凡未设立保卫机构的，必须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设有保卫机构的，可与综合治理机构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个机构；不足百人又未设立保卫机构的，必须指定专门人员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本州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是组织、协调、指导本地区、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常设机构。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和专职、兼职人员，负责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日常事务。
第九条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
（二）研究制定和组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并接受所在地区和上级主管部门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的指导、协调、监督；
（三）监督、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推进一票否决权制度的实施；
（四）总结推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经验，决定表彰、批评事项，或者向有关主管部门、单位提出奖惩建议；
（五）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宜。
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的主要职责与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职责相同。
第十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区，按行政区域、部门、单位建立，实行领导负责制。
各地区、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正职领导人，为本地区、本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首要责任人，分管领导为主管责任人。
第十一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应当从实际出发，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目标，并层层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落实目标责任制。
第十二条 州、县（市）、行政区人大常委会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应当经常进行检查、监督，听取同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汇报，组织人大代表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和落实情况，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第三章 部门、单位及公民责任
第十三条 各部门、各单位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及时查处各种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妥善处置各种突发事件；
（二）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对公民控告、检举或者扭送的犯罪人员，都应当接受，及时依法处理，并保护控告、检举、扭送人员的安全；
（三）做好治安防范工作，制定、落实各项治安管理措施，加强对旅店、废品收购站等行业的管理，并检查、指导各单位内部的安全保卫和群防群治工作。格尔木、德令哈两市建立巡警队。其它县政府、行政区驻地也要坚持上街巡逻执勤；
（四）搞好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谁留宿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暂住证登记和劳务用工管理制度，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防范、打击其中的违法犯罪分子；
（五）结合办案注意发现治安隐患，提出司法、检察建议，督促有关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防范机制；
（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七）做好劳改、劳教检察工作，提高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质量；
（八）做好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保外就医、假释人员的监督、改造、考察工作。做好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回访、帮教工作；
（九）做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十）协助有关部门疏导、调处各种民间纠纷，防止各类矛盾激化；
（十一）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执法职责的履行，应依据武警部队有关规定，在当地公安机关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实施。
第十五条 各级文化部门应当充分发挥文化馆、文化站的作用，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制止和取缔具有反动、色情、淫秽、暴力、凶杀、封建迷信内容的有害读物的制作、销售；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文化娱乐场所的管理，取缔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
第十六条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部门应当积极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先进典型；组织制作、播放健康有益的影视节目，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法制宣传教育；制止反动、色情、淫秽、封建迷信等音像制品的制作和播放。
第十七条 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加强对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重视校风校纪建设，开展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教育，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
第十八条 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指导村规民约的制订和执行；做好救灾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工作和流浪乞讨等人员的收容遣送工作；及时调处乡（镇）之间、县（市）之间边界纠纷；配合组织好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单位。
第十九条 劳动人事部门应当做好待业人员的就业培训、指导和服务工作，帮助失业人员、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就业。
第二十条 医药卫生部门应当加强医药市场和医疗秩序的管理，查禁有毒有害食品、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疗器械，取缔非法行医；管好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毒性药品和放射性药品，配合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禁止吸食毒品和对吸食毒品人员的监测治疗和康复以及毒品的鉴定工作。
第二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物价和技术监督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对工商企业、商品市场的监督管理，保护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查处违法犯罪活动。
个体劳动者协会应当加强对个体劳动者的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增强遵纪守法意识。
第二十二条 城建规划、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将公共场所、开发区、城镇居民住宅区的安全防范设施和公安、司法机关派出机构以及消防、交通警察等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并负责监督和实施。会同有关部门调解土地纠纷，查处违法案件。
第二十三条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加强对铁路、公路、车站、机场的治安管理，维护站、车秩序，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打击抢劫、盗窃货运物资和旅客财物等违法犯罪活动。搞好护路联防，维护交通安全。
第二十四条 公安、矿管、农牧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采金采矿人员的管理。
采金采矿人员必须办理批准手续，在指定范围内依法开采，不得携带枪支、弹药等武器进入矿区，不得猎捕国家禁猎的野生动物，不得破坏草原、森林和其它植被，不得危害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
第二十五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应当加强对职工、青少年、妇女的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鼓励他们发扬见义勇为精神，积极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并协助治安保卫及综合治理部门，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网络，维护好本地区、本部门的社会治安
秩序。
第二十六条 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工作的管理。凡外地来我州进行宗教活动的，须经当地宗教管理部门同意并报州民族宗教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审批；对冒充宗教人员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的，一经发现除没收非法所得外，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驻本州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部门应组织部队、民兵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搞好军、警、民联防工作。
第二十八条 村（居、牧）民委员会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
（一）组织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实行依法治村、民主管理；
（二）对居民、村民、牧民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防盗、防火、防治安灾害事故教育，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度；
（三）建立健全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和人民调解组织，加强治安防范，调解民间纠纷；
（四）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查处违法犯罪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
（五）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做好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以及保外就医、假释等人员的监督、改造、考察工作；
（六）配合有关单位做好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
（七）关心青少年身心健康，配合单位、家庭、学校做好对失足青少年的教育挽救工作。
第二十九条 农村牧区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农（牧）户联防、民兵值勤等治安联防活动。
第三十条 家庭应当教育家庭成员遵纪守法，尊老爱幼，搞好邻里关系，配合社会、单位、学校加强对家庭成员尤其是青少年子女的教育。监护人应当履行对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监护责任。
第三十一条 群防群治组织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接受主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第三十二条 公民应当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制止和举报，并向司法机关如实作证或者提供线索，不得纵容、包庇、窝藏违法犯罪分子。公民对正在实施犯罪或者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通缉在案的、越狱逃跑的、正在被追捕的人犯，有权扭送和举报公安、司法
机关依法查处。
第三十三条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
单位内部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费，由本单位列支。
社会群防群治工作所需经费，经州人民政府批准，坚持自愿、受益、适度和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可以适当集资。

第四章 社会保障
第三十四条 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牺牲的，依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逐级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授予烈士称号，并根据有关规定，对其家属给予抚恤；不够烈士条件的，比照因公死亡对待，并一次性发给抚恤金。
对见义勇为事迹突出的公民，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给予表彰奖励，可以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
第三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误工的，视同出勤；致伤致残的，由其所在单位按工伤对待。
公民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致伤致残的，其医疗、生活补助费，由致其伤残的行为人或监护人承担，行为人确实无力承担的，由行为人所在单位承担；行为人没有单位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参照国家有关参战致残民兵、民工的规定办理。
公民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致伤的，医疗单位必须及时诊治；医疗单位不及时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关部门应当追究医疗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对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受到表彰奖励的城镇待业青年、农村牧区青年，在就业、参军等方面，应当予以优先照顾。
第三十七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支持和保护群众见义勇为的积极性。对打击报复见义勇为人员的违法行为，由有关部门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州、县（市）、行政区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公民。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九条 各级综合治理委员会应当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责任与单位和个人的政治荣誉、经济利益挂钩。各县、市、行政区对本地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每半年检查评比一次，全州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每年检查评比一次。
第四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经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推荐，报请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批准，给予表彰、奖励：
（一）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成绩显著的；
（二）调解民间纠纷，避免矛盾激化有突出功绩的；
（三）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或者同违法犯罪分子作坚决斗争，对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有突出贡献的；
（四）在治安防范、安置帮教和法制教育等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五）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献计献策，经有关主管部门采纳实施后，取得显著社会效益的；
（六）单位主管负责人和治安责任人尽职尽责，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做出优异成绩的；
（七）保护、抢救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有功的；
（八）协助公安、司法机关侦破特大、重大案件的；
（九）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有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四十一条 经地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考核，没有达到规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或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地区、单位，由县级以上地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给予通报批评，并可以建议主管部门给予首要责任人，主管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适当的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
（一）不按本条例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的，或者本地区、本单位治安秩序严重混乱的；
（二）对内部矛盾和纠纷不及时化解，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后果，危害社会治安的；
（三）存在重大治安隐患，经有关部门或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提出警告、司法建议、检察建议、整改建议，拒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力的；
（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不落实，发生刑事案件或者治安灾害事故，致使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不认真查处和改进工作的；
（五）疏于防范和管理，连续发生案件，又不积极采取措施改进的。
违反前款规定的地区或者单位在治安面貌未改变之前不得评选为文明、先进单位，其首要责任人，主管责任人，不得评选先进、模范，不得晋职晋级。
第四十二条 对于不认真履行本条例规定责任的部门和单位，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有权督促其履行，并给予通报批评；如果仍不履行的，可以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提出处分建议。接到建议的机关必须在三个月内将调查、处理情况，送达提出建议的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
第四十三条 对治安积极分子、证人和检举揭发违法犯罪活动的公民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并由当地县级以上地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建议批准机关撤销其荣誉称号。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按本条例有关规定处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5年7月29日
浅谈完善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

王明水 李海根


【内容摘要】民事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和纠纷解决模式，在解决民商事矛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大大提高了整个诉讼进程的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多元化和法治进程的不断前进，民事调解制度则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和滞后的地方，这就越来越要求诉讼审判方式的创新和与时俱进，调节制度务必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诉讼 民事 调解 制度 完善


一、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基本涵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赋予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调解职能，相应的也规定了人民法院调解所遵循的原则和准则，这首先从程序法的角度使得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立法上得到了保障和法院调解制度更加完善及严谨。从司法程序的角度来说，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简单的来说，就是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最终以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项诉讼活动和制度。民事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是我国法律工作者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研究成果。民事调解具有灵活、简单、便捷、多元、高效的特点，以合法、正义、自愿等为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中，民事调解制度更是发挥着其应有的价值并在民事诉讼中得到了高度的重视。

二、当前我国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在我国司法进程的历史中，调解曾一度被动的作为一项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着调解优先、片面追求调解率，甚至出现了在司法实践中强迫调解的局面。但是，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完善和发展，民事调解制度已经成为民事司法活动中不可或缺、行之有效的解决争议的方法之一，在我国的民事司法活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解决社会民事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较大部分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并且这种结案方式也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同时也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和提高了司法效率。在当前我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体系及诉讼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我国的民事纠纷也相对多样化，相伴着的民事调解制度在当前司法模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其应有的价值和社会效应。

三．当前我国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规定与处分原则相悖、调解目的不符
　　处分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当事人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由其自己自由支配的权利。调解是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是调解或判决。即使没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当事人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对事实不再细查，对责任不再深究，自愿达成调解协议，都是当事人依法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只要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则调解协议就应认定为有效，为什么要求当事人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才能调解呢？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是与处分原则相悖的，添加了法院的庭审判决色彩。并且，规定调解必须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与调解的目的和初衷也不相符。调解的目的是为了使纠纷得以简便、快捷的处理，实现低成本、高效益。强调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基础上进行调解，离判决也只是一步之遥，会消耗了较多的时间和人力资源等，从而达不到节约司法资源、省时省力的特点，最终使得其应有的优势和特点得不到有效的表现和发挥。
（二）、当事人的反悔权与调解本身特点及效益相悖。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协议达成后，当事人还可通过在调解书送达前以拒签调解书的方式而使已成立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不产生约束力。这种立法规定，虽然是赋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实际上则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一种“放纵”，与现代契约精神不符。在实践中，会使得原本的调解工作很可能全部归于云烟，这也是违背了司法效率和效益原则，本质上不利于案件的进程和民事调解作用的发挥。
（三）、审判权与调解权相交织。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无论是在庭审之中还是在调解过程中，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有着较大的“权力”。调解本质上只是审判权的一种体现方式，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往往给当事人形成一种误区，使得审判与调解相交织。与此同时，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少数法官在审理案件可能就漠视了调解的自愿原则，而去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当事人之间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交流，不能将自己的意见、看法表达出来给予对方考虑，从而可能使得矛盾更加深化反而不利于理解的进程。若在这样的前提下得以调解且达成协议的话，显然这种协议具有浓厚的强制性和权力性，最终与自愿、合意原则相违背而结案，极大的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使用调解解决纠纷的适用范围过于广泛。
　　根据法律规定，目前除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在内的其他民商事案件都可以以调解方式解决。而无效民事行为中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及损害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对这类应当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适用调解，既违反法律规定，又可能使一些当事人有可乘之机，能通过法院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一方或双方的非法目的。另外，从审级上看，只要当事人自愿，不管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任何审判阶段都可以依法进行调解。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也是鼓励用调解的方式平息纷争，促使各方友好相处。但实质上无审级限制的调解掩盖了这样一个矛盾，当判决结果对双方当事人都不利时，当事人往往通过调解来修正判决对他们带来的不利后果。法律设置二审、再审程序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当事人再提供一次调解的机会，而是纠正一审或已生效裁判的错误。

四、完善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相关构想。

　　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民事纠纷的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民事调解将以高效性及灵活性等特点，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和需要改革的，针对目前我国民事调解机制的现状，我们理应对当前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不应该成为调解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笔者认为，在调解制度中，立法硬性的规定把“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作为调解的前提并不具备科学性和合理性。当然，当民事纠纷进入到审判阶段的时候，审判人员务必做到最基本的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基础去对待整个案件。而调解则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民事调解制度从头至尾贯穿着自由权利，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本质上是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根据权利自由处分的原则，只要双方当事人通过自由交流和协商，最终达成协议，就可以解决相关矛盾和纠纷。在这一前提下，只要双方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审判人员在对案件有基本的是非认识，就没有必须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必要。在以上基础之上，审判人员即可以按照法定程序予以进入调解程序，使得案件进程更加高效。简而言之，民事调解制度的价值之处就在于当事人自由合意的权利而最终解决纠纷。试想，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的硬性规定之下，针对任何案件必须做到是非清楚，则调解制度的高效性和灵活性又从何谈起。综上所述，针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以上相关规定，是与民事调解制度的本意及特点有相斥之处，对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规定，有待商榷。
（二）、对当事人的“反悔权”应加以限制。
　　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在审判人员的主持及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愿的条件下，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纠纷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的时间自认为当前的纠纷已得以化解和解决，况且，此时自愿达成的协议，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新的契约，理应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相对约束力。可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却赋予当事人在调解书签收前的反悔权，且无需任何法定理由。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这一权利规定不但违背了合同契约的一般遵守原则，并且最终破坏了调解协议的自愿原则，对纠纷的高效解决和司法的稳定都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享有无条件的反悔权，存在着一定的商榷性，有待斟酌。那么，从司法角度来说，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双方在意思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要双方当事人在达成的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经法院审查认可后即可确定其产生法律效力，该效力与判决效力一致。根据该程序，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则仍可申请强制执行予以解决，这是对民事调解制度及调解协议的一种司法肯定和权威保障。
（三）、把握好法官在民事调解制度中的角色定位。
　　在民事诉讼中，调解与判决是两种不同的解决民事纠纷的司法模式。调解自身的一些特点决定了其与判决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这也就相应的要求法官在整个调解过程之中具有不同的素质和不同的角色定位，这在本质上就是不能让调解权与审判权相混谈。针对民事调解制度来说，法官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能力，扎实的诉讼理论，一定的司法经验和睿智的调解手段等，都将会影响到调解的进程效率和成功与否。固然，法官作为处理纠纷的中间人，应当做好引导工作，适时的因势而调整好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能以审判权力来代替于调解之中，同时, 法官始终不要忘了自己仍是以法官的身份在调解案件，必须始终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将自愿、公平、公正作为一项基本的调解原则。法官在民事案件调解工作中的角色定位是一项综合性的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官在调解工作中角色定位，反应出我国司法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和民事调解制度的必然要求。
（四）、予以界定民事调解制度中的调解适用范围。
　　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庭前调解还是庭后调解等，调解的适用范围都较为广泛；并且在适用程序上，一审、二审及再审阶段都可适用；在适用可调解案件范围上，除一些非诉及特殊案件外，其他一切案件几乎可适用调解，笔者认为此范围过于宽泛。针对这些情况规定，笔者认为，调解应把它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比如，对于特别程序的案件，如宣告公民失踪或者死亡等以及督促案件、公示催告案件等，在当事人对立上并不能明确，若使用调解机制予以解决的话，将有违调解制度的公平、公正原则等。其次，对于一些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侵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也应当予以考虑是否适用民事调解。在适用程序上，诉讼调解应仅限定在一审程序中适用，法律设置二审、再审程序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当事人再提供一次调解的机会，而是纠正一审或已生效裁判的错误。任何一个司法机制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及特殊性，而不能将其概括性的予以泛化，只有具体的将其予以适用界定，才更加有利于机制的有效发挥和应有的功能。
（五）、在立法上对调解程序予以规范化和严谨化。
　　从某种角度来说，在进入司法程序后，一个案件是通过调解还是开庭审判，可以给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就这种思维考虑，结合当前我国的调解机制现状，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程序的启动应当采取以当事人主义为主的原则，法官的职权主义应该为例外。就上文阐述的一些特殊程序案件以外，其他民商事案件是否进入调解程序，必须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由双方当事人来决定。不过，鉴于我国当前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日益增多，法官审判负担异常繁重的现状，应当提倡法官在审前准备阶段，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时引导双方当事人试行调解，可以事先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若双方都同意调解，便可进入调解程序，这实质上还是由当事人启动调解程序，并非法官强制调解。进入审判程序后，法官不再主动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要启动调解程序，必须由双方当事人同时分别提出申请，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调解，法官应处于居中地位，调解不成则应及时判决。同时，也应当对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次数做一个适当的限制，以免对案件造成不必要的拖延和增加诉讼成本及司法资源。
　　民事调解制度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理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适用性，是我国司法实践长期积累的经验，对我国司法进程发展和解决社会纠纷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为了更好的节省有限的社会资源，充分实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应有功效，应当更加重视调解在我国解决纠纷机制中所发挥独特作用，总结相关不足与弊端，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和司法现状，创新民事调解制度模式，充分发挥民事诉讼调解在市场经济时期解决矛盾纠纷的功能和作用，使之得到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民事调解制度只有在进步中发现不足，在不足中寻求改进，在改进中再得到进步，逐渐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良性发展趋势。在公平、正义、高效等基础上，使得我国民事调解制度更加完善，在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司法进程的道路上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参考文献：
1、常怡著《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2、张文显著《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