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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视角下的流动人口法治管理模式

重庆交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教师、法学博士 张 智


人口的流动满足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需要，但利益的流动性使户口管人、“饭碗”管人的方法难以实现对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从就业、住房到医疗、教育，流动人口引发的社会矛盾落脚为多方面的权益保障问题于生活层面不断显现，使流动人口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如何通过管理创新有效管理流动人口，已是一个待解决的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党的十八大对流动人口管理的创新方向作出了回答。


创新坐标


党的十八大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流动人口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上述部署，可以看做是创新流动人口管理的风向标。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形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意味着为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和利益实现提供更加可靠的社会平台。通过为流动人口提供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流动人口高质量的就业，增加流动人口收入，为流动人口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办法，促进流动人口的利益实现。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完善和创新，意味着将管理与服务合二为一，为落实“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意味着建立更有力的流动人口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通道。


所以，无论是“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形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还是基于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的社会管理创新，都体现了将增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促进流动人口利益实现，作为创新流动人口管理的途径和方法的指向与思路。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社会管理法律建设，“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实现各项工作法治化、发挥法治的社会管理作用，还是加强社会管理法律建设，形成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都将社会管理定格在法治模式上。流动人口的管理必然以法治管理为最终模式。


一方面，以利益实现为导向创新流动人口管理，一方面，追求流动人口管理的法治模式。二者结合，构建利益实现为导向的流动人口法治管理模式，应该是党的十八大标定的创新流动人口管理的坐标。


法理依据


利益是社会活动的出发点。社会在利益分化、冲突、协调与均衡中发展和变革。改革开放带来了利益多元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增强了利益主体间的竞争，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在一些领域造成利益冲突，形成社会矛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法律通过对利益的控制和调整，发挥着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律体现的意志背后正是利益，而利益是权利的目标和方向，是法治的逻辑起点。法律将利益要求转化为权利，并设置与之对应的义务和补救方法，通过表达利益要求、平衡利益冲突、重整利益格局的方式实现对社会的控制。


流动人口由于人的流动造成了自身利益的流动，为利益向权利的转化制造了障碍，也给权利的界定和实现带来了困难，其表现是法律对流动人口利益表达的缺失，后果是法律对涉及流动人口的利益冲突的平衡不力，进而降低了流动人口接受法治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流动人口管理难的重要原因。利益实现为导向的法治管理模式，将管理建立在流动人口利益实现的基础上。它不同于仅仅依靠强制力，就管理而管理的流动人口法治管理。其构建的逻辑，是流动人口为了实现利益乐于接受，甚至是不得不接受法治管理，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利益实现，增强其接受法治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化解流动人口管理难的问题。


目前，存在一些滞后的法律制度、观念、手段、方法，它们与流动人口利益流动性、利益缺失性的矛盾，使法治管理与流动人口利益实现并非完全一致。这些制度、观念、手段和方法，要么由于未表达流动人口的利益，要么由于在平衡涉及流动人口的利益冲突的过程中，作出了对流动人口不合理的利益调节，使得法治管理在某些方面不但没有促进流动人口利益的实现，甚至成了流动人口一些合理利益实现的障碍，造成了流动人口与法治管理的对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使流动人口法治管理契合流动人口的利益实现。利益实现为导向的法治管理模式，通过创新流动人口法治管理平台、方法、手段，以法治更充分地表达流动人口的利益要求、更有力而合理地平衡涉及流动人口的利益冲突、重整社会利益格局的方式，促进流动人口法治管理与利益实现的契合。


构建路径


利益实现为导向的流动人口法治管理模式，将流动人口管理建立在“法治的方式”上，其构建路径必然遵循法治的逻辑，即以流动人口利益实现为导向，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法治各环节进行改革与创新。


在立法环节，进行促进流动人口利益实现，寓管理于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的创新立法。立法是创新流动人口法治管理平台的重要手段。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关于人口流动的法律，更是缺少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利益实现，达到有效管理流动人口的统一立法。但近年来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制定的规章条例中，已经开始出现“寓管理于服务”，将流动人口利益实现作为管理流动人口重要途径的“立法”趋向。如2009年颁布施行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就是典型的“寓管理于服务”的例子。2009年施行的《湖南省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规定》和2013年施行的《湖北省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条例》也是实例。这些规章条例将流动人口法治管理与促进流动人口利益实现紧密结合，寻求将管理实现于服务中。


在执法环节，采用促进流动人口利益实现的执法新方法、新手段，落实“寓管理于服务”的执法理念。执法是实施法治管理最直接的环节，在法治管理中，流动人口的利益与执法的关联性最为显白。所以，面对执法，流动人口也最为敏感。如何将执法变为服务，在服务中实现管理，让流动人口感觉不到执法的强制性，而是感受到执法对促进自身利益实现的必要性，对增强流动人口接受法治管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有重要意义。从做好执法前的执法宣传，到优化办事流程，降低流动人口接受执法、实现利益的成本，再到执法处置后，对流动人口进行后续的执法帮扶，解决实际的困难，实现预期利益，可以说，基于流动人口利益实现的执法创新，存在于执法的全过程。


法学论文写作过度援引之批判

方伟渊


　　过度援引是学术研究中的一种病症，是指过度地援引他人的资料，造成援引部分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过大。过度援引存在如下一些弊害：（1）浪费社会资源。很多东西在其他书里面都已经存在，为什么还要重复写作，并且付印出版呢？（2）凑字数，而无实际意义。一些学者往往声称自己在几年时间里写作了几百万字甚至几千万字的文章。如果剔除掉他援引的文字，恐怕就写了区区几万字吧。这样的学者适合编书，而不适合创作。这些学院派先生们写的文章，远远不如law-lib西湖法律图书馆中一些法律实务界的朋友们所写的实务性文章来得有价值。

　　当然，在讨论过度援引之前，我们还要澄清有关过度援引的几个认识误区：

　　1、过度援引是抄袭吗？

　　不是。过度援引在援引的过程中也是注明了出处的，但是援引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以致于自己写的文字寥寥无几。

　　2、过度援引侵权吗？

　　不是。过度援引可能援引了已经受版权法轻度保护的作品（如援引古文），甚至援引了没有版权的作品（如援引法律条文），因此过度援引不是侵权。

　　我们来看过度援引的一个范例，由于涉及到学术批评，因此我们简要陈述该作品的情况，而不列出作品的作者以及作品的具体内容。

　　这篇文章谈的是古代的封驳制度，属于法制史的文章。我们通过分析全文，发现全文总字数是2500字，其中援引古代文献的字数一共有1500字左右，计算下来援引的文字已经达到了60%以上。换言之，这个文章的10个字，只有4个是他自己写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写这个文章很难说是一种开创性的活动，而仅仅是一种资料整理工作。他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例如可以使人们很好地了解古代封驳制度，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研究”很难说是纯粹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列出如下理由：

　　1、他援引的资料并非孤本

　　如果他援引的内容属于孤本和珍本，我们倒可以认可，但是他援引的资料都是可以很方便地找到的，例如援引了顾炎武《日知录》、《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中的内容。这些资料并不珍奇，将这么多的资料罗列在一起，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在写论文。倒不如说是本科生在做文献综述。假如某学者在墙洞里发现了另一个版本的《史记》，那么他就算是全文附上也没人说这是过度援引，因为这个资料很珍贵，值得大量复述。

　　2、他援引的内容过多，但是并无价值

　　这位先生援引的典籍过多，总体超过60%，但是经过分析，这些资料并无特别价值。这样就使他不惜笔墨大量援引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

　　3、行文总体上有凑字数的色彩

　　从这位学者的行文上看，先是援引了一大堆的故纸堆，随后匆匆加上一两句的评论，这一两句话的评论之所以说他“匆匆”，是因为他没有任何论证，仅仅是根据这些典籍的内容再发表了一番自己的看法，基本上属于主观臆想，没有逻辑上的论证可言，可以认定为是在凑字数。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先生，因为他写的文章中60%是援引了典籍的古文内容，而被认为古文造诣很高深，这其实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这样的学者被顶礼膜拜，不知道是谁的悲哀。

　　这样的学者其实现在很多。以我们所在的法学院为例，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的文章和书写来写去就是援引马克思的文章，从马克思的各类信件一直援引到资本论，马克思有多少著作，这位先生就有多少著作。很多人说他是专家，但是我们持保留意见，我们认为这样的援引工作根本没有意义，就是将他人的话复述，并且加上自己的一番没有经过论证的评价，这能有什么意义呢？

　　遗憾的是，这样的做学术方式在我国法学界是大量存在的，甚至有北大的学者愚昧地要统计各学者作品的被援引量，并且搞一个Rank，这有什么意义？无非是你援引我的，我援引你的，你说过的话我再说一遍，我说过的话你也再说一遍，这个过程中，无数的树木被砍到了，无数的纸浆被浪费了。一句话，中国的学者做学术一点也不低碳。

　　这在根本上所反映的是法学方法论的缺失，学者们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写文章，他们只知道援引得多的文章是好文章，却不知道援引得是否有价值。

　　最后，我们再对过度援引的问题发表一番看法：过度援引没有硬性量化指标，凡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被援引在文章内，都可以看做是过度援引；法学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开创性，不能过分地在援引上搞文章；法学学术研究要走出”唯援引”、“唯注释”的怪圈，就必须注重法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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