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铁路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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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铁路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
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铁路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
1992年4月20日，国家物价局、财政部
根据中发〔1990〕1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的精神，对中央管理的铁道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进行了重新审定，经全国治理“三乱”领导小组同意，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为确保液化气体铁路罐车的运输安全，铁道部门实行罐车安全运输许可证制度。液化气体铁路罐车（罐体）运输许可证审查发证费每证30元。
收费收入主要用于液化气体铁路罐车（罐体）运输许可证的印刷、发证过程中所需资料的审查（包括初审、复审）等费用的开支。
二、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到指定的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定的收费票据。
三、中央管理的铁道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以本通知为准，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按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及省级物价、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铁道系统建设项目取费的收费项目及标准另行下达。
本通知自1992年5月20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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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能否在章程中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并无明文规定。我国立法中明文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作出限制；对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并未明文规定。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且从立法精神上也可看出，股份有限公司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的转让作出限制的。
但是在特定场合下，考虑到《公司法》具有私法性质，应该适用“私法自治”原则，公司《章程》在不与公司法规冲突的前提下，对股权转让作出适当限制或特别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例如银行股份公司的章程，因为银监会对银行股东有特定要求，为了符合并维持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对银行的监管要求，《章程》规定限制股份转让，规定股东转让股权时必须经过公司董事会对受让股份的新股东资格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股权转让，避免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股东进入公司股东名册，这种章程条款具有目的正当性）。这种限制股份转让的条款，既体现了股东的意思自治的“私法自治”原则，也符合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实际情况和现实要求。但是这种限制性条款主要适用非上市股份，而不适用与上市股份；主要适用于记名股东，而不适用于无记名股东。
限制股份转让必须考虑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因此，如果这种“限制”变现成为“禁止”股东转让股份的，这种《章程》的条款就显然无效。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一、股份有限公司是不能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
在唐青林律师编著的《公司诉讼法律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以“常州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诉常州市信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为点评案例分析了该法律问题。该案的争议焦点较为明确，即股份有限公司能否在章程中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
《公司法》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能否在章程中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并无明文规定，但从《公司法》的条文中可以看出，对于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的限制问题，就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立法精神。《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基于公司的人和性，有限责任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以确立或修改公司章程的行为，对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作出限制。而相反，对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并未明文规定是否可以通过公司章程限制股份的转让，但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以及在之后，也仅在第一百四十二条就发起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的转让作了限制，并例外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由此，从立法精神上也可看出，股份有限公司是不能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的转让作出限制。
这可能是基于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资合公司，以股权的自由转让为特征。一旦认可公司章程可以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则公司大量中小股东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更无法获得有效的救济途径；意味着公司股份流通性的被切断，公司的股份无法再以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股份有限公司也即不再具有其最为本质的特征。
二、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的转让作出限制
在特定行业，例如银行业，我国法律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业遵循“审慎监管”的原则，对银行股东资格有高于一般股份公司特殊要求、股权转让方面也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这些监管规定包括：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2]第15号，2002年5月23日实施，2013年7月19日起因中国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而不再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８日 银发[１９９４]１８６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银监发〔2007〕5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号）；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要求监管部门监管银行股东的风险状况（银监发[2013]34号，2013年7月19日起实施）；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对股东转让股份的程序有特殊要求（银监发[2013]34号）；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通知（银监办发〔2010〕115号）。
笔者认为，对于普通的、一般行业的股份公司，我国法律并未对其股东资格做出特殊要求，更不存在任何监管部门对普通股份公司的股东、主要股东的风险状况的评估和了解的监管措施。但是，我国相关银行业监管规定对银行的股东资格和股权转让程序有上述高于一般股份公司特殊要求。因此股份制的银行有限公司的《章程》规定限制股份转让，授权董事会审核“受让主体资格”，筛选出符合银监会监管要求的合格的股份受让者，避免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股东进入公司股东名册，这种《章程》条款既体现了股东的意思自治原则，也符合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实际情况和现实要求，应该依法认定合法有效。
不仅在特定行业因为监管需要可以在《章程》规定限制股份转让，笔者认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毕竟还是封闭性公司，如果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在章程中对股份转让做出限制性规定，也应该认定合法有效。理由如下：
公司法具有私法性质，适用“私法自治”原则。凡是《公司法》未作规定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做出限制的合法有效。亦即，公司《章程》可以在不与公司法规冲突的前提下，对股权转让作出适当限制或特别规定。但是这种章程限制性条款目的应该正当，目的在于维持公司股东结构。避免冲击公司股东结构、导致新老股东之间的摩擦、降低公司效率。
（一）我国包括最高法院法官、学者在内的公司法领域的专家的主流观点，一致认为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可以规定限制股权转让。
1、《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奚晓明、金剑锋 著）
该书作者为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博士、民二庭高级法官、国家法官学院教授金剑锋博士。
该书第356页“综上所述，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从章程的约定。而在上市公司的章程中限制股权转让的无效，即股东可以自由转让其股份。公司章程虽然是发起人或者原始股东的意思自治表示，但是对公司的所有股东均具有约束力。”
该书第357页“1、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公司类型。允许章程做出限制的公司只能是有限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只能是记名股份。”
该书第357页“3、章程限制转让的效力。《公司法》未作规定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做出限制的有效。根据公司股权转让自由转让原则，公司章程可以在不与公司法规冲突的前提下，对股权转让作出特别规定。认定有效体现了股东的意思自治原则。公司法具有私法性质，私法自治、权利本位等原则都适用于公司法。”
该书第357页“4、章程限制高于公司法规定的效力。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规定高于公司法规定的，应当认定有效。公司章程对非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权转让的限制，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条件加以限制，可以高于公司法规定的条件。”
该书第357页“4、章程限制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效力。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规定低于公司法规定的，应当认定无效。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必须经股东的1/3（甚至更低比例）同意。上述规定应当是无效条款。因为《公司法》第72条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属于强制性规范。“过半数”是最低要求，并非指导性标准。如果公司章程的规定低于公司法的最低要求，这一规定应当认定无效。”
2、《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刘德权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12月1日出版
第824页，《455.正确认识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之间的关系》中，指出“司法介入公司治理，应当尊重公司自治。在审理涉及《公司法》适用问题的民商事案件过程中，尊重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股东之间的约定，准确识别公司法规范的性质。对不违反《公司法》禁止性规范的公司内部约定，准确识别公司法规范的性质。”
第827页《459.慎重认定公司章程、村规民约和居住小区管理规约的效力，不要轻易认定无效》中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时，应当注意国家司法公权力接入当事人的自治领域的程度和力度，慎重认定公司章程、村规民约和居住小区管理规约的效力，不要轻易认定无效。就公司案件来说，对于那些公司内部的事务主要应由公司章程进行公司自治，只要公司自治的内容无碍于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即应尊重其依据商业考虑独立决定自己的事务，尊重他们的意思表示自治和民事行为自由，认定公司自治的效力。”
3、《公司诉讼裁判标准与规范》，王林清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
该书作者王林清，最高人民法院二级法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该书由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博士推荐“本书是一部公司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有机结合的佳作。本书不仅适合作为解决实践争议的很有分量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也是一部很好的公司法理论研究精品”。
该书第446页“应该允许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章程中对股份转让规定限制性条款，但是这种限制性条款主要适用非上市股份，而不适用与上市股份；主要适用于记名股东，而不适用于无记名股东。”
4、《公司法学》，赵旭东，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必修课、选修课教材，“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
该教材作者赵旭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教育部特聘教授长江学者。曾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
该书第357页“股份转让是否可以由公司章程给予限制。……我们认为，应允许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在其章程中对股份转让规定限制性条款，但是这种限制性条款主要适用非上市股份，而不适用与上市股份；主要适用于记名股东，而不适用于无记名股东。主要理由如下：……”
上述著作均表明，我国包括最高法院法官、学者在内的公司法领域的专家的主流观点，都一致认可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可以规定限制股权转让。
（二）从国际法视野看，全世界多国法律均认可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可以规定限制股权转让
1、《日本公司法典》崔延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代序第21页,日本中央大学校长、教授永井和之认为，“允许章程作出另行规定从而认可公司自治的形式。例如，……章程可以规定转让股份得到该股份公司承认的规定也属于同样的规定。”
该书第43至44页 第壹佰零七条 股份公司，作为其发行全部股份的内容，可以决定下列事项：“一、通过转让取得该股份时，需要该股份公司承认；……2、股份公司，在作为全部股份的内容，决定以下各项所列事项是，需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该各项规定的事项。通过转让取得该股份需要该股份公司承认的意旨。……”
该书第45页 第一百零八条 “股份公司，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不同规定的内容不同的两个以上种类的股份。……通过转让取得该种类股份，需要该股份公司承认；……”
2、《韩国商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
该书第69页，《韩国商法》第335条 “（股份的转让性）1.股份，可以转让给他人。但是，关于股份的转让，可以以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同意来进行。2、违反第1款中但书的规定未经董事会同意而进行转让的股份，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3、德国《股份公司法》
第68条第2款规定：“章程可以规定，转让需得到公司同意。同意决定由董事会作出。章程也可以规定由监事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同意决定。章程可以对拒绝同意的理由作出规定。”
4、《美国公司法规精选》虞政平，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1日出版
该书第41页，第6.27条 “股份及其他证?蛔?玫南拗啤＃?）公司章程、章程细则、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协议，可对公司的转让或转让行为的登记备案作出限制性规定。”
但是，笔者认为，尽管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的转让作出限制，但是限制股份转让必须考虑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如果这种“限制”变现成为“禁止”股东转让股份的，这种《章程》的限制股份转让的条款就显然无效。
本文作者唐青林，北京律师，编著出版了《公司诉讼法律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出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欢迎切磋交流，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3721@163.com）。
论行政拘留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陆一冰
摘要：行政拘留是一种重要的治安管理处罚，但是我国法学界对此研究并不深入。我国行政拘留制度存在很多缺陷，主要表现为忽略了行政拘留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性、缺乏听证程序、缺乏制约机制以及救济途径不完善。这些缺点限制了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因此，我国行政拘留制度应该重构。本文认为，我国行政拘留制度应该强调参与原则，赋予行政相对人听证权利、强化司法审查原则以及贯彻比例原则，通过这些措施，来完善行政拘留制度，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问题；完善
THE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IN THE LEGAL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AND ITS IMPROVEMENT
ABSTRACT:Administrative is an important punishment in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but few law schoolar researches it. There are many flaws in the system of anministrative detention, such as the law ignores the specility of right of freedom, and the lack of hearing procedure, the check and balance system, and so on. These drawbacks above hindhard the function of he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and which is not goo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So the leagl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grant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the right to hearing, let the court surpovise the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carry out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With the measures above, we can improve the lagal system of adnimistrative detention and protect the administrative conuterpart’s rights.
KEY WOR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Problem; Improvement
绪论
行政拘留是一种重要的也是常见的行政处罚的种类。我国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此有所规定。我国法学界对于刑事拘留研究得比较深入，学者们对刑事拘留中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很多观点和看法，但是对于行政拘留的研究则不是很重视，处于“被法治遗忘的角落”， 这可能是因为行政拘留时间比较短，对公民权利影响有限造成的。事实上，行政拘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夺，涉及到宪法权利的问题，在本质上与刑事拘留是一样的。由于学术研究的不深入以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由于我国宪政体制方面的其他原因，造成了实践中行政拘留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行政拘留展开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要正视行政拘留中存在的问题，以理性的思维分析如何消除行政拘留中存在的问题，使其在治安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正是在此前提和背景下，运用多种法学研究方法，展开对我国行政拘留制度的研究，希望对完善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促进行政法治能够产生一些良好的推动作用。
一、行政拘留概述
（一）行政拘留的概念
行政拘留是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是最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通常适用于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但不构成犯罪，而警告、罚款处罚不足以惩戒的情况。因此法律对它的设定及实施条件和程序均有严格的规定。行政拘留裁决权属于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期限一般为10日以内，较重的不超过15日；行政拘留决定宣告后，在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被处罚的人及其亲属找到保证人或者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可申请行政主体暂缓执行行政拘留。
（二）行政拘留的特点
行政拘留不同于刑事拘留和司法拘留，与刑事拘留、司法拘留的适用主体、适用对象、适用目的、适用程序等诸多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这几种拘留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
总体上看，行政拘留有如下特点：
1.行政拘留限制人身自由，是一种严厉的行政处罚方式，只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才有拘留裁决权。
2. 行政拘留不同于刑事拘留。前者是依照行政法律规范对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人采取的惩戒措施；后者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采取的临时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行政拘留不同于司法拘留。后者是人民法院依照诉讼法的规定对妨害民事、行政诉讼程序的人所实施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4. 行政拘留不同于行政扣留。行政扣留是行政机关采取的临时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5. 行政拘留与拘役不同。拘役是由人民法院对触犯刑法的人判处的一种刑罚，而行政拘留并不是一种刑罚，只受到过行政拘留的人员并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三）我国法律中的行政拘留制度
我国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规定了行政拘留，《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因此，行政拘留随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行政拘留制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根据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法第二章第十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拘留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该项对行政拘留的性质作了定位，即治安管理处罚的一种。
该法第十六条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的期限也作了严格的限制。
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3、七十周岁以上的；4、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该条对于适用对象作了消极性的排除规定，即对于符合某些特定情形的人员，行政拘留对其不适用，以体现人文关怀。
从整部《治安管理处罚法》来看，直接关于行政拘留制度的规定就是上述几个条文，其他都是针对某种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能否适用行政拘留的规定。
笔者认为，行政拘留直接处分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而人身自由权是宪法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简要的规定给实践带来了很多问题。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下文中作详细的论述。
二、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行政拘留作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一种惩罚措施，具有必要性，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需，也体现了国家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否定态度。从世界各国来看，其他国家也都存在类似的制度。但是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忽视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性
如前文所述，行政拘留限制的是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权四宪法所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但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针对行政拘留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该法将行政拘留与警告、罚款、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等并列，在适用程序等方面亦没有明显的区别。
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没有体现宪法和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忽视了人身自由权的特殊性。“在世界范围来看，由于人身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因此对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发动，必须经法院审查，这是各国公认的行政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换言之，任何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决定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即使在大陆法系的行政处罚法中，也没有人身自由罚。”
立法者可能考虑到我国在社会转型期违法现象比较多，因此设置了这样的处罚种类，但是立法者明显忽视了这种处罚的特殊性，进而忽略了特殊的程序设置，没有在程序上做到更为谨慎，更为严密。
（二）缺乏听证程序
既然行政拘留涉及的是公民基本权利自由权的处分，那么在适用行政拘留的过程中应该尤其谨慎，并且给予公民充分的程序性救济权利，如可以赋予行政相对人要求进行听证的权利。听证也称听取意见，指行政机关在做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决定时，应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听证已成为当今世界各法制国家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共同的、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制度。听证制度的发展顺应了现代社会立法、执法的民主化趋势，也体现了政府管理方式的不断进步。听证体现了是国家对公民意见的尊重，是一种符合宪政思想的制度设计。
我国并不是没有听证制度。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对听证程序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其中第3至第7款规定：听证公开进行；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听证应当制作笔录。《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时，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可见《行政处罚法》将行政拘留排斥在了可以要求听证的范围之外，而将一些轻微的处罚种类却规定了相对人可以要求听证，存在着本末倒置的现象。《行政处罚法》之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没有将这一缺陷弥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其意见，对其所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如其所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公安机关不得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的规定来看，相对人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是听证程序，仍然属于“决定与被决定的‘双方组合’”， 难以切实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三）缺乏制约机制
分权与制约，是宪政的精髓。在我国宪政体制中，虽然也强调分权与制约，但是有的国家机关享有的权力过大，其他国家机关也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在公检法组成的政法系统中，显然公安机关的权限是最大的，法院、检察院对其形成的制约相当有限。这一点在行政拘留中也有所反映。
我国立法将行政拘留的决定权完全赋予了公安机关，尤其自行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剧烈的处罚。当然，检察院和法院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其中，而是间接地参与其中。相对人在接受了行政拘留后可以向检察机关针对公安机关及其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提起控告，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不难看出，这种方式均属于时候监督的方式，而不是事前监督的方式。在行政拘留决定作出之前，法院和检察院并不能参与其中，其一些流程均由公安机关独自完成。
这一制度设计带来的问题是公安机关在行政拘留决定权方面的权限过大，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自由度过大。当然立法者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立法者认为公安机关能够恰当、审慎地形式自己的权利，依靠公安系统的内部监督就能秉公执法。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完善的，甚至和宪政原则是相背反的。
笔者认为，之所以立法者没有赋予法院或者检察院事前监督的权力，可能是因为立法者认为治安违法现象非常多，如果每一起和行政拘留有关的案件均要求法院或者检察院逐一审查、批准，必将损害公安机关的行政效力，因此就直接保留事后监督的权力，而不再赋予检察院和法院事前监督的权力。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法的价值有很多种，如公平、自由、效率等等，法的不同价值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立法者应该对此加以平衡，而不能过度肯定法的某一价值，而否定了法的其他价值。公安机关的行政效率固然重要，但是其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惩罚手段是否适当，处理结果是否公平，也都是必须被考虑的因素。
（四）救济途径不完善
《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能否在章程中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并无明文规定。我国立法中明文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作出限制；对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并未明文规定。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且从立法精神上也可看出，股份有限公司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的转让作出限制的。
但是在特定场合下，考虑到《公司法》具有私法性质，应该适用“私法自治”原则，公司《章程》在不与公司法规冲突的前提下，对股权转让作出适当限制或特别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例如银行股份公司的章程，因为银监会对银行股东有特定要求，为了符合并维持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对银行的监管要求，《章程》规定限制股份转让，规定股东转让股权时必须经过公司董事会对受让股份的新股东资格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股权转让，避免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股东进入公司股东名册，这种章程条款具有目的正当性）。这种限制股份转让的条款，既体现了股东的意思自治的“私法自治”原则，也符合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实际情况和现实要求。但是这种限制性条款主要适用非上市股份，而不适用与上市股份；主要适用于记名股东，而不适用于无记名股东。
限制股份转让必须考虑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因此，如果这种“限制”变现成为“禁止”股东转让股份的，这种《章程》的条款就显然无效。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一、股份有限公司是不能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
在唐青林律师编著的《公司诉讼法律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以“常州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诉常州市信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为点评案例分析了该法律问题。该案的争议焦点较为明确，即股份有限公司能否在章程中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
《公司法》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能否在章程中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并无明文规定，但从《公司法》的条文中可以看出，对于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的限制问题，就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立法精神。《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基于公司的人和性，有限责任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以确立或修改公司章程的行为，对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作出限制。而相反，对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并未明文规定是否可以通过公司章程限制股份的转让，但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以及在之后，也仅在第一百四十二条就发起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的转让作了限制，并例外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由此，从立法精神上也可看出，股份有限公司是不能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的转让作出限制。
这可能是基于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资合公司，以股权的自由转让为特征。一旦认可公司章程可以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则公司大量中小股东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更无法获得有效的救济途径；意味着公司股份流通性的被切断，公司的股份无法再以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股份有限公司也即不再具有其最为本质的特征。
二、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的转让作出限制
在特定行业，例如银行业，我国法律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业遵循“审慎监管”的原则，对银行股东资格有高于一般股份公司特殊要求、股权转让方面也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这些监管规定包括：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2]第15号，2002年5月23日实施，2013年7月19日起因中国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而不再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８日 银发[１９９４]１８６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银监发〔2007〕5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对银行股东资格有特殊要求（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号）；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要求监管部门监管银行股东的风险状况（银监发[2013]34号，2013年7月19日起实施）；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对股东转让股份的程序有特殊要求（银监发[2013]34号）；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通知（银监办发〔2010〕115号）。
笔者认为，对于普通的、一般行业的股份公司，我国法律并未对其股东资格做出特殊要求，更不存在任何监管部门对普通股份公司的股东、主要股东的风险状况的评估和了解的监管措施。但是，我国相关银行业监管规定对银行的股东资格和股权转让程序有上述高于一般股份公司特殊要求。因此股份制的银行有限公司的《章程》规定限制股份转让，授权董事会审核“受让主体资格”，筛选出符合银监会监管要求的合格的股份受让者，避免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股东进入公司股东名册，这种《章程》条款既体现了股东的意思自治原则，也符合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实际情况和现实要求，应该依法认定合法有效。
不仅在特定行业因为监管需要可以在《章程》规定限制股份转让，笔者认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毕竟还是封闭性公司，如果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在章程中对股份转让做出限制性规定，也应该认定合法有效。理由如下：
公司法具有私法性质，适用“私法自治”原则。凡是《公司法》未作规定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做出限制的合法有效。亦即，公司《章程》可以在不与公司法规冲突的前提下，对股权转让作出适当限制或特别规定。但是这种章程限制性条款目的应该正当，目的在于维持公司股东结构。避免冲击公司股东结构、导致新老股东之间的摩擦、降低公司效率。
（一）我国包括最高法院法官、学者在内的公司法领域的专家的主流观点，一致认为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可以规定限制股权转让。
1、《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奚晓明、金剑锋 著）
该书作者为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博士、民二庭高级法官、国家法官学院教授金剑锋博士。
该书第356页“综上所述，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从章程的约定。而在上市公司的章程中限制股权转让的无效，即股东可以自由转让其股份。公司章程虽然是发起人或者原始股东的意思自治表示，但是对公司的所有股东均具有约束力。”
该书第357页“1、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公司类型。允许章程做出限制的公司只能是有限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只能是记名股份。”
该书第357页“3、章程限制转让的效力。《公司法》未作规定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做出限制的有效。根据公司股权转让自由转让原则，公司章程可以在不与公司法规冲突的前提下，对股权转让作出特别规定。认定有效体现了股东的意思自治原则。公司法具有私法性质，私法自治、权利本位等原则都适用于公司法。”
该书第357页“4、章程限制高于公司法规定的效力。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规定高于公司法规定的，应当认定有效。公司章程对非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权转让的限制，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条件加以限制，可以高于公司法规定的条件。”
该书第357页“4、章程限制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效力。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规定低于公司法规定的，应当认定无效。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必须经股东的1/3（甚至更低比例）同意。上述规定应当是无效条款。因为《公司法》第72条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属于强制性规范。“过半数”是最低要求，并非指导性标准。如果公司章程的规定低于公司法的最低要求，这一规定应当认定无效。”
2、《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刘德权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12月1日出版
第824页，《455.正确认识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之间的关系》中，指出“司法介入公司治理，应当尊重公司自治。在审理涉及《公司法》适用问题的民商事案件过程中，尊重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股东之间的约定，准确识别公司法规范的性质。对不违反《公司法》禁止性规范的公司内部约定，准确识别公司法规范的性质。”
第827页《459.慎重认定公司章程、村规民约和居住小区管理规约的效力，不要轻易认定无效》中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时，应当注意国家司法公权力接入当事人的自治领域的程度和力度，慎重认定公司章程、村规民约和居住小区管理规约的效力，不要轻易认定无效。就公司案件来说，对于那些公司内部的事务主要应由公司章程进行公司自治，只要公司自治的内容无碍于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即应尊重其依据商业考虑独立决定自己的事务，尊重他们的意思表示自治和民事行为自由，认定公司自治的效力。”
3、《公司诉讼裁判标准与规范》，王林清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
该书作者王林清，最高人民法院二级法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该书由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博士推荐“本书是一部公司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有机结合的佳作。本书不仅适合作为解决实践争议的很有分量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也是一部很好的公司法理论研究精品”。
该书第446页“应该允许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章程中对股份转让规定限制性条款，但是这种限制性条款主要适用非上市股份，而不适用与上市股份；主要适用于记名股东，而不适用于无记名股东。”
4、《公司法学》，赵旭东，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必修课、选修课教材，“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
该教材作者赵旭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教育部特聘教授长江学者。曾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
该书第357页“股份转让是否可以由公司章程给予限制。……我们认为，应允许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在其章程中对股份转让规定限制性条款，但是这种限制性条款主要适用非上市股份，而不适用与上市股份；主要适用于记名股东，而不适用于无记名股东。主要理由如下：……”
上述著作均表明，我国包括最高法院法官、学者在内的公司法领域的专家的主流观点，都一致认可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可以规定限制股权转让。
（二）从国际法视野看，全世界多国法律均认可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可以规定限制股权转让
1、《日本公司法典》崔延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代序第21页,日本中央大学校长、教授永井和之认为，“允许章程作出另行规定从而认可公司自治的形式。例如，……章程可以规定转让股份得到该股份公司承认的规定也属于同样的规定。”
该书第43至44页 第壹佰零七条 股份公司，作为其发行全部股份的内容，可以决定下列事项：“一、通过转让取得该股份时，需要该股份公司承认；……2、股份公司，在作为全部股份的内容，决定以下各项所列事项是，需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该各项规定的事项。通过转让取得该股份需要该股份公司承认的意旨。……”
该书第45页 第一百零八条 “股份公司，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不同规定的内容不同的两个以上种类的股份。……通过转让取得该种类股份，需要该股份公司承认；……”
2、《韩国商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
该书第69页，《韩国商法》第335条 “（股份的转让性）1.股份，可以转让给他人。但是，关于股份的转让，可以以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同意来进行。2、违反第1款中但书的规定未经董事会同意而进行转让的股份，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3、德国《股份公司法》
第68条第2款规定：“章程可以规定，转让需得到公司同意。同意决定由董事会作出。章程也可以规定由监事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同意决定。章程可以对拒绝同意的理由作出规定。”
4、《美国公司法规精选》虞政平，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1日出版
该书第41页，第6.27条 “股份及其他证?蛔?玫南拗啤＃?）公司章程、章程细则、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协议，可对公司的转让或转让行为的登记备案作出限制性规定。”
但是，笔者认为，尽管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份的转让作出限制，但是限制股份转让必须考虑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如果这种“限制”变现成为“禁止”股东转让股份的，这种《章程》的限制股份转让的条款就显然无效。
本文作者唐青林，北京律师，编著出版了《公司诉讼法律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出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欢迎切磋交流，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3721@163.com）。
论行政拘留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陆一冰
摘要：行政拘留是一种重要的治安管理处罚，但是我国法学界对此研究并不深入。我国行政拘留制度存在很多缺陷，主要表现为忽略了行政拘留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性、缺乏听证程序、缺乏制约机制以及救济途径不完善。这些缺点限制了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因此，我国行政拘留制度应该重构。本文认为，我国行政拘留制度应该强调参与原则，赋予行政相对人听证权利、强化司法审查原则以及贯彻比例原则，通过这些措施，来完善行政拘留制度，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问题；完善
THE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IN THE LEGAL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AND ITS IMPROVEMENT
ABSTRACT:Administrative is an important punishment in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but few law schoolar researches it. There are many flaws in the system of anministrative detention, such as the law ignores the specility of right of freedom, and the lack of hearing procedure, the check and balance system, and so on. These drawbacks above hindhard the function of he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and which is not goo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So the leagl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grant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the right to hearing, let the court surpovise the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carry out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With the measures above, we can improve the lagal system of adnimistrative detention and protect the administrative conuterpart’s rights.
KEY WOR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Problem; Improvement
绪论
行政拘留是一种重要的也是常见的行政处罚的种类。我国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此有所规定。我国法学界对于刑事拘留研究得比较深入，学者们对刑事拘留中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很多观点和看法，但是对于行政拘留的研究则不是很重视，处于“被法治遗忘的角落”， 这可能是因为行政拘留时间比较短，对公民权利影响有限造成的。事实上，行政拘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夺，涉及到宪法权利的问题，在本质上与刑事拘留是一样的。由于学术研究的不深入以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由于我国宪政体制方面的其他原因，造成了实践中行政拘留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行政拘留展开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要正视行政拘留中存在的问题，以理性的思维分析如何消除行政拘留中存在的问题，使其在治安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正是在此前提和背景下，运用多种法学研究方法，展开对我国行政拘留制度的研究，希望对完善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促进行政法治能够产生一些良好的推动作用。
一、行政拘留概述
（一）行政拘留的概念
行政拘留是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是最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通常适用于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但不构成犯罪，而警告、罚款处罚不足以惩戒的情况。因此法律对它的设定及实施条件和程序均有严格的规定。行政拘留裁决权属于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期限一般为10日以内，较重的不超过15日；行政拘留决定宣告后，在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被处罚的人及其亲属找到保证人或者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可申请行政主体暂缓执行行政拘留。
（二）行政拘留的特点
行政拘留不同于刑事拘留和司法拘留，与刑事拘留、司法拘留的适用主体、适用对象、适用目的、适用程序等诸多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这几种拘留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
总体上看，行政拘留有如下特点：
1.行政拘留限制人身自由，是一种严厉的行政处罚方式，只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才有拘留裁决权。
2. 行政拘留不同于刑事拘留。前者是依照行政法律规范对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人采取的惩戒措施；后者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采取的临时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行政拘留不同于司法拘留。后者是人民法院依照诉讼法的规定对妨害民事、行政诉讼程序的人所实施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4. 行政拘留不同于行政扣留。行政扣留是行政机关采取的临时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5. 行政拘留与拘役不同。拘役是由人民法院对触犯刑法的人判处的一种刑罚，而行政拘留并不是一种刑罚，只受到过行政拘留的人员并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三）我国法律中的行政拘留制度
我国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规定了行政拘留，《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因此，行政拘留随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行政拘留制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根据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法第二章第十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拘留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该项对行政拘留的性质作了定位，即治安管理处罚的一种。
该法第十六条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的期限也作了严格的限制。
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3、七十周岁以上的；4、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该条对于适用对象作了消极性的排除规定，即对于符合某些特定情形的人员，行政拘留对其不适用，以体现人文关怀。
从整部《治安管理处罚法》来看，直接关于行政拘留制度的规定就是上述几个条文，其他都是针对某种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能否适用行政拘留的规定。
笔者认为，行政拘留直接处分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而人身自由权是宪法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简要的规定给实践带来了很多问题。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下文中作详细的论述。
二、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行政拘留作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一种惩罚措施，具有必要性，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需，也体现了国家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否定态度。从世界各国来看，其他国家也都存在类似的制度。但是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忽视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性
如前文所述，行政拘留限制的是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权四宪法所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但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针对行政拘留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该法将行政拘留与警告、罚款、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等并列，在适用程序等方面亦没有明显的区别。
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没有体现宪法和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忽视了人身自由权的特殊性。“在世界范围来看，由于人身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因此对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发动，必须经法院审查，这是各国公认的行政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换言之，任何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决定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即使在大陆法系的行政处罚法中，也没有人身自由罚。”
立法者可能考虑到我国在社会转型期违法现象比较多，因此设置了这样的处罚种类，但是立法者明显忽视了这种处罚的特殊性，进而忽略了特殊的程序设置，没有在程序上做到更为谨慎，更为严密。
（二）缺乏听证程序
既然行政拘留涉及的是公民基本权利自由权的处分，那么在适用行政拘留的过程中应该尤其谨慎，并且给予公民充分的程序性救济权利，如可以赋予行政相对人要求进行听证的权利。听证也称听取意见，指行政机关在做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决定时，应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听证已成为当今世界各法制国家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共同的、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制度。听证制度的发展顺应了现代社会立法、执法的民主化趋势，也体现了政府管理方式的不断进步。听证体现了是国家对公民意见的尊重，是一种符合宪政思想的制度设计。
我国并不是没有听证制度。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对听证程序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其中第3至第7款规定：听证公开进行；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听证应当制作笔录。《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时，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可见《行政处罚法》将行政拘留排斥在了可以要求听证的范围之外，而将一些轻微的处罚种类却规定了相对人可以要求听证，存在着本末倒置的现象。《行政处罚法》之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没有将这一缺陷弥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其意见，对其所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如其所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公安机关不得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的规定来看，相对人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是听证程序，仍然属于“决定与被决定的‘双方组合’”， 难以切实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三）缺乏制约机制
分权与制约，是宪政的精髓。在我国宪政体制中，虽然也强调分权与制约，但是有的国家机关享有的权力过大，其他国家机关也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在公检法组成的政法系统中，显然公安机关的权限是最大的，法院、检察院对其形成的制约相当有限。这一点在行政拘留中也有所反映。
我国立法将行政拘留的决定权完全赋予了公安机关，尤其自行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剧烈的处罚。当然，检察院和法院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其中，而是间接地参与其中。相对人在接受了行政拘留后可以向检察机关针对公安机关及其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提起控告，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不难看出，这种方式均属于时候监督的方式，而不是事前监督的方式。在行政拘留决定作出之前，法院和检察院并不能参与其中，其一些流程均由公安机关独自完成。
这一制度设计带来的问题是公安机关在行政拘留决定权方面的权限过大，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自由度过大。当然立法者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立法者认为公安机关能够恰当、审慎地形式自己的权利，依靠公安系统的内部监督就能秉公执法。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完善的，甚至和宪政原则是相背反的。
笔者认为，之所以立法者没有赋予法院或者检察院事前监督的权力，可能是因为立法者认为治安违法现象非常多，如果每一起和行政拘留有关的案件均要求法院或者检察院逐一审查、批准，必将损害公安机关的行政效力，因此就直接保留事后监督的权力，而不再赋予检察院和法院事前监督的权力。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法的价值有很多种，如公平、自由、效率等等，法的不同价值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立法者应该对此加以平衡，而不能过度肯定法的某一价值，而否定了法的其他价值。公安机关的行政效率固然重要，但是其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惩罚手段是否适当，处理结果是否公平，也都是必须被考虑的因素。
（四）救济途径不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