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社会保险费征收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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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布置2003年卫生统计年报和2004年定期卫生统计报表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2003年卫生统计年报和2004年卫生统计定期报表业已确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统计分类编码

1.有关“传染性非典型肺炎”ICD-10编码。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中心公布SAR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中文译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ICD-10临时编码为U04.9。我国等效采用U04.9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临时编码。相应调整卫统5表(出院病人调查表)产出表中173项疾病分类编码范围,将U04.9列入“总计(序号为001)”和“1.某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小计(序号为002)”中。由于正式编码尚未确定,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暂不列入“1某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小计”下设的各类传染病中。排除疑似病例按确诊后的疾病名称编码, 疑似病例不应作为最终诊断结果。

2.从今年起,医院一律采用ICD-10编码上报出院病人调查表(卫统5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 一律采用ICD-10编码上报居民病伤死亡原因调查表(卫统8表)。卫生机构分类使用新的22位代码,废止旧的18位(门诊部及以上卫生机构)和12位(诊所、医务室、村卫生室)分类代码。

二、执行2003年卫生综合统计年报任务有关问题

１.根据2002年《中国卫生统计调查制度》(以下简称《制度》)执行中发现的问题,我部对卫生综合统计调查制度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见附件。2003年卫生综合统计年报执行修订后的《制度》。

2.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务必于2004年2月底前以光盘或电子邮件方式向我部报送下列数据:

卫统1表代码数据库、原始数据库及省级汇总表;卫统4表原始数据库及省级汇总表;卫统5表省级汇总表(卫统5表1、2、3)和120家样本医院出院病人原始数据库;卫统6表代码数据库及各县/区汇总表;卫统7表各县/区汇总表;卫统8表死因调查点汇总表和1/3原始资料数据库；卫统9表省级汇总表。

3.按照《制度》规定,基层卫生单位要将本单位人员和主要设备变动情况随时报送所在地县/区卫生局。今年不要求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报送2003年《卫生机构人力资源数据库》、《部分卫生机构设备数据库》。

三、《全国卫生业务统计调查制度》未做修改, 业务统计调查表由我部有关司局布置。基层卫生单位和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及时报送2003年卫生业务统计年报和2004年定期卫生业务统计调查表。

四、推迟2002年第二次年报上报时间。由于各级卫生部门忙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2002年《卫生机构人力资源调查表》(卫统2表)和《部分卫生机构设备调查表》(卫统3表)的上报时间由《制度》规定的6月底推迟到8月底,填报范围和报送内容不变。

五、各基层卫生单位要按照《制度》规定报送统计数字,不得拒报、虚报和迟报。军队医疗卫生机构应依据卫生法规及军队有关规定向地方卫生部门报送有关卫生统计数据。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依照统计法规和《制度》,从召开布置会、组织人员培训、深入基层检查等环节入手,扎扎实实搞好年报准备工作,力争圆满完成2003年卫生统计调查任务。



卫生部办公厅

二ΟΟ三年五月十三日



附件:

卫生综合统计调查制度修订内容



一、《调查表》

1. 卫统１表第1.7项(设置/主办单位)和卫统7表第1.4项(设置/主办单位)：将“１政府”分为“１卫生部门”和“７其他政府机关”,产出表“政府办”包括“卫生部门”和“其他政府机关”。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调整相关代码数据库。

2. 将卫统１表第六项（资产与负债）、第七项（年收入与支出），卫统３表第八项（购买价格），卫统４表第五项（医院业务收入和支出）卫统６表第三项（年总收入与支出）中的“万元”改为“千元”。

二、《调查表》说明

1．卫统１表和卫统2表(人员数)：一律按支付年底工资的在岗职工统计，包括签订聘任合同的人员，但不包括临时工、离退休人员、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人员和返聘人员。

2.卫统2表(卫生机构人力资源调查表):由地方医疗机构聘任的、有军官证而无身份证的军人，其临时身份代码由所属医疗机构统一编制。军人临时身份代码共18位，编码规则与身份证基本相同，即：行政区划代码(6位)+出生日期代码(8位)+顺序代码(３位) + 效验码(1位)。

行政区划代码为6位，即单位所在地的县/区国家标准代码。出生日期代码为8位，依次为年(19XX)、月(01-12)和日(01-31)。顺序代码为３位阿拉伯数字，即001-999,以识别行政区划、性别和出生日期相同者,顺序代码第三位表示性别，单数为男性、双数为女性。效验码为1位，统一用英文“J”表示，以区别居民身份证。

军人临时身份代码仅作为《卫生人力资源数据库》中卫生人员的唯一身份标识，不得发证。同一县/区内军人临时身份代码不得重复。

3.卫统４表:妇幼保健院从2003年起填报第五项(医院业务收入和支出)内容。

三、根据上述修改内容和用户要求,调整并完善了产出表及《卫生统计信息系统》程序,加快了系统运算速度。补丁程序已在创智公司网站公布(www.powerise.com.cn/pis/)，用户可自行下载。修改和增加内容主要有:

1.卫统1表和卫统4表: 将“疗养院”从“医院”中划出，作为一大项统计;资料类别增加“卫生部门”和“直属单位”。

2.增加卫统1表与卫统6表之合并表,卫统6表增加按“市县”分组栏等。

3.增加卫统7表-1(产出表)乡级录入、审核、汇总功能。

4.增加功能有:一览表查询及打印,基层单位上报卫统1表、卫统4表、卫统9表,卫统5表产出表数据导入导出等。

5.修改审核条件和产出表汇总检索条件。

四、修正2002年数据

1.修正数据前，备份原有代码数据库、年报数据库及汇总产出表（Excel表）。

2.修改2002年卫统1表和卫统6表代码数据库中“设置/主办单位”有关编码。我部已完成各地区2002年卫统1表代码数据库修改，由创智公司负责反馈给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3.按照程序提示将调查表数据中有关“万元”改为“千元”。

4.重新汇总2002年报数据。

简论国际商事合同中的合意瑕疵及其法律救济

刘成伟*


尽管各国法律对于合同的定义表述不一，但对合同的基本内涵也即合同成立的核心要件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合同是当事人的合意即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当事人有订约能力，这通常涉及到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代理授权或对合同标的的合法处分权等事项；第二，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当事人通过对要约的承诺，或其他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诸如拍卖、投标等事项而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第三，合同的内容与形式合法，不违背社会公益。如果合同成立要件未能得到或未能全部得到满足，则意味着合同的成立过程存在瑕疵。由此导致合同的履行缺乏正当基础，最初订约时当事人所合理期待的合同目的也就无法实现或无法全部实现。但考虑到当事人的订约能力、合同内容或行使的合法性以及社会公益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国内法对此类问题的处理方式迥然不同的现实情况，在此本文的论述将只涉及到合同成立过程中存在的“合意瑕疵”的救济问题。
而就国际商事合同的调整规则而言，目前国际上一个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件就是1994年国际统一司法协会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UNIDROIT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1994.以下简称《守则》）[1]。该法律文件对国际商事合同的实践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示范合同的作用，为各国商人所广泛采用以作为其合同条款的补充或解释依据。虽然《通则》基本上属于商人法（lex merctoria）的范畴，而不是一个国际性公约，不具有强制性，完全由合同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但是，由于它尽可能的兼容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法律体系的一些通用的法律原则，同时还总结和吸收了国际商事合同中所广泛适用的惯例和规则，并在本质上充分灵活的考虑到由于国际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情势对国际商务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对于指导和规范国际商事合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本文的论述将以《通则》的规定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和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所谓合意瑕疵（Defective Meeting of the Minds），即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存在诸如重大误解、欺诈、胁迫、重大失衡等情形。依据《通则》的有关规定，针对合意瑕疵的救济措施主要有宣告合同无效和损害赔偿两种。鉴于篇幅所限本文拟仅对宣告合同无效加以阐述。
在此必须首先明确“宣告合同无效”（Avoidance of the Contract）一词的确切涵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80）》（UN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ales of Goods,1980）中也有“宣告合同无效”这一表述，但《公约》是将之作为一种合同履行中的违约救济方式，与《通则》中作为违约救济方式之一的“终止合同”（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这一术语,以及我国《合同法》中的“解除合同”一词属于同一范畴。而《通则》则是将该表述作为针对合同成立过程中存在的合意瑕疵的救济方式之一，其行使需要当事人的主张，这与《合同法》中的“撤销合同”一词属同一范畴。另外，我国《合同法》中的“无效合同”一词则是指由于合同的内容或目的不合法或有违社会公益或国家利益而当然无效，无需当事人的主张，有关机关在处理此类合同时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直接“宣告”其为“无效合同”。而本文的“宣告合同无效”则是指当事人的一种救济权利，必须通过向法院或仲裁机关主张来行使。
依据《通则》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情形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错误（Mistake）。一方当事人可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所谓错误，依据《通则》第3.4条的规定，是指在合同订立时对已经存在的事实或法律所作的不正确的假设（erroneous assumption）。根据第3.4条的注释规定，错误可分为事实错误（mistake of fact）和法律错误（mistake of law）两种。但并非所有的错误都能导致宣告合同无效，依据《通则》第3.5条第（1）款的规定，只有此错误在订立合同时如此之重大，以至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a reasonable person）处在与犯错误方的相同情况下，如果知道事实真相，就会按实质不同的条款（on materially different terms）订立合同，或根本不会订立合同。
依据《通则》第3.4条、第3.5条（1）款的规定，当事人若想基于“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必须满足如下要件。首先，时间要件，此错误必须是在合同订立时业已存在的。强调这一时间因素，是为了把对错误所适用的规则及其特殊救济方法与对不履行所适用的规则及其救济方法区别开来。其次，程度要件，只有在此错误达到如此重大（of such importance）时，才能宣告合同无效。至于何谓“如此重大”，则要依据在订立合同时处在与错误方的相同情况下的一个通情达理的人（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same situation）,在知道事实真相时所可能做出的行为来判断。如果该人因此将根本不会订立合同，或将按实质不同的条款订立合同，就可以认为此时的错误达到了据以宣告合同无效的程度。最后，对方要件，只有当另一方当事人（非错误方）满足如下四种条件之一时，错误方才能宣告合同无效：a、双方当事人犯了相同的错误；或b、该错误是由另一方当事人引起的，此错误可以是由另一方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或通过行为所传达的意思表示所造成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此错误是由该另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则将适用下文有关欺诈的规定）或c、对于此错误的存在，另一方当事人已经知道或理应知道（所谓“理应知道”，是指处于与该当事人相同情况下的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能知道的情况），但却有悖于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reasonable commercial standards of fair dealing）,致使错误方一直处于错误状态中。由该规定可以看出，援引该规定的当事人除了必须证明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此错误外，还必须证明另一方当事人没有告知其所知的错误是违背了，也即错误方必须证明依据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另一方当事人就此错误负有告知的义务；或d、另一方当事人在错误方宣告合同无效时尚未依其对合同的信赖行事（act in reliance of the contract）。
对于基于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首先，需要与自始不能（initial impossible）的情形区分开来。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合同标的的状态不了解，而错误地相信实际上已经消灭的标的物仍然存在。则此时已经不属于错误的范畴，而应适用有关“自始不能”的规定。而依据《通则》第3.3条的规定，仅有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之义务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该规定将对合同效力的质疑转移到将来货物交付之时。在合同订立时即使与之相关的财产已经灭失，合同仍然有效，当事人不能依据“错误”宣告合同无效。合同订立时的自始履行不能与合同订立后发生的履行不能的效果一样，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与责任将依据不履行的有关规定处理。其次，关于表述或传达中的错误的归属。依据《通则》第3.6条规定，在表述或传达一项声明种发生的错误，应视为做出声明一方的错误。据此，如果此错误满足了第3.5条（1）款的规定，则做出声明的一方可以主张合同无效。需要注意的是，此错误必须是发生在表述或传递过程中的。如果信息已经到达接受方，而接受方由于主客观原因而误解了其内容，则该错误不属本条规定的范畴。如果此时符合第3.5条（1）款的规定，则接受方而非声明方可以援引其规定宣告合同无效。
第二，欺诈（Fraud）。如果一方当事人基于对方当事人欺诈性的陈述而订立合同，则该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所谓欺诈性的陈述（fraudulent representation），依据《通则》第3.8条的规定，包括欺诈性的语言、做法，或另一方当事人对依据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本应予以披露的情况欺诈性地未予披露（fraudulent non-disclosure）。无论是明示或默示的虚假陈述，还是对事实真相的不披露，与错误明显不同的是欺诈行为本身的性质和目的。欺诈行为是行为人意欲诱导对方犯错误，并因此从对方的错误中获益的行为。因而欺诈人具有主观恶意，其性质是相当严重的，所以欺诈行为本身足以构成受欺诈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条件，而无需如同错误那样还要附加其他条件。
第三，胁迫（Threat）。如果一方当事人是因为另一方当事人的不正当之胁迫，而订立合同，则他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所谓不正当之胁迫（unjustified threat），依据《通则》第3.9条的规定，是指考虑到各种情况，该胁迫如此急迫、严重（so imminent and serious）到足以使该方当事人没有合理选择（reasonable alternative）。尤其是当使一方当事人受到胁迫的行为或不行为（the act or omission）本身为非法，或者以其作为手段来获取合同的订立属非法时，均为不正当之胁迫。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能导致宣告合同无效的胁迫必须是急迫而严重的，尤其是当该胁迫本身的性质或通过该胁迫所欲达到的目的为非法时。至于胁迫之急迫性和严重性的判断，可以是对人身或财产以及声誉或单纯的经济利益的影响，只要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后此种胁迫致使受胁迫人没有其他合理选择，即可被认为达到了足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标准。
第四，重大失衡（Gross Disparity）。如果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地（unjustifiably）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也即存在重大失衡的情形时，则处于不利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无效。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所强调的是在合同订立时存在重大失衡。如果重大失衡在合同订立时并不存在而是合同订立后才出现的情况，则不属于本条的范畴。此种情况可以适用有关艰难情形的处理（《守则》第6.2条）的规定。而所谓重大失衡，依据《守则》第3.10条的规定，除其他因素外，尚需要考虑下列情况：a、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的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依赖、经济困难或紧急需要（dependence, economic distress or urgent needs），或者不公平的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或缺乏谈判技巧（improvidence, ignorance, inexperience or lack of bargaining skill）的事实；以及b、合同的性质和目的。根据该条注释的规定，所谓“过分的利益”（excessive advantage），是指此种利益的获得不仅扰乱了履行与对应履行之间的平衡，而且破坏了正常人所具有的道德标准，因而此种利益的获得是不正当的。当然，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于重大失衡的合同，也可以请求法庭（依据《通则》第1.10条规定，在《通则》的规定中，“法庭”一词包括仲裁庭）修改该合同或该条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通则》有关重大失衡的规定与我国《合同法》中有关“显失公平”的规定相类似。依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该合同。
最后，如果导致宣告合同无效的事由是因第三人的介入而形成，依据《通则》第3.11条规定，则应分别如下情形对待：首先，对于一方当事人的错误，如果该错误应归咎于（imputable to）第三人或者为该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则只有当该第三人的行为应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时，方可依据将该行为视为另一方当事人本身所做的行为或所知悉的情况时的相同条件，而宣告合同无效；其次，对于欺诈、胁迫或重大失衡，如果应归咎于第三人，则当该第三人的行为应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时，或者虽不由其负责但为该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时，或者在宣告合同无效时该另一方当事人尚未依照其对该合同的信赖而行事时，该合同可被宣告为无效。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宣告合同无效，作为针对“合意瑕疵”的一种最主要的救济方式，该项权利的正当行使应满足如下条件：首先，行使依据：必须存在诸如重大误解、欺诈、胁迫、重大失衡等事由。而且该类事由的存在还需要满足如下条件：a、另一方当事人对该事由的存在具有可归责性：该事由的存在是由其造成；或者其知道或理应知道该事由的存在，却未依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行事；或者当该事由的存在可归咎于第三人时，而该另一方当事人应对此第三人的行为负责或者知道或理应知道此第三人的行为。或者b、该另一方当事人虽然对此事由的存在不具有可归责性，但却尚未依照其对该合同的信赖行事。其次，行使方式：依据《通则》第3.14条的规定，有权行使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应该通过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行使此项权利。而且，依据《通则》第1.9条的规定，只有当此项通知送达（依据《通则》第1.9条第3款规定，通知于口头传达给被通知人或递送到被通知人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时，为“送达”被通知人）另一方当事人时，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才生效。最后，行使期限：依据《通则》第3.15条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应在合理的时间内作出。对于一般的宣告合同无效，应在权利人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有关事实或者在其可自由行事（acting freely）时（主要针对“胁迫”存在时的情形）起的合理时间内做出；对于因“重大失衡”而导致的宣告合同中的个别条款无效，则此合理时间的起算应自该条款被另一方当事人主张（asserted）时开始。
值得欲宣告合同无效的当事人注意的是，某些特殊情形的存在或者其本人或对方当事人的某些特定行为可能导致其无权宣告合同无效或其宣告将丧失效力。首先，对于一方当事人的错误，如果此错误的存在是由于该当事人的重大疏忽（grossly negligent）所致；或者当此错误属于事实而非法律错误时，而该事实错误发生的风险（the risk of mistake）已被错误方意识到，或考虑到相关情况，该错误发生的风险应该由错误方承担，则该当事人无权宣告合同无效。[2]其次，如果一方当事人所依赖的情况表明，对不履行（依据《通则》第7.1.1条规定，不履行（non-performance）系指一方当事人未能履行其在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包括瑕疵履行或延迟履行）可以或本来可以提供救济，则其无权宣告合同无效。[3]这说明当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这种救济方式如果与不履行的救济方式发生冲突时，对不履行的救济方式具有优先性。这也是“与其使之无效，不如使之有效”这一原则的体现。再次，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在其发出宣告合同无效通知的期间开始后，又明示的或默示的确认合同，则他不得再宣告合同无效。[4]最后，如果存在以下两种情形，则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即行丧失，任何以前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均丧失效力：一种情况是，如果一方当事人有权因错误宣告合同无效，而另一方当事人声明他将愿意按照或已经按照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履行合同，则该合同应视为按照该方的理解已经订立。条件是该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到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方式的通知后，而且在该方当事人依据其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行事之前，必须立即做出此种声明或进行此种履行。[5]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一方当事人有权因重大失衡宣告合同或其个别条款无效，则收到该宣告通知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法庭修改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条件是该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到此项通知后，并在对方当事人依赖其通知行事之前，立即将其请求通知对方当事人。[6]
对于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依据《通则》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具有追溯力。不过，如果宣告合同无效的理由仅影响合同的个别条款，则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仅限于这些条款，除非考虑到各种情况，维持合同的其余部分是不合理的。《通则》有关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的规定，是与我国合同法中有关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效力的规定相一致的。《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对于宣告合同无效的此种追溯力的具体表现就是“恢复原状”，即宣告合同无效后，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其依据已被宣告无效的合同或部分合同所提供的一切，只要该方当事人也同时返还其依据已被宣告无效的合同或部分合同所得到的一切；或者，如虽不能返还实物，但对其所得之物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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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成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POST: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9-01硕士1班
E-mail: Genes@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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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引用法律文本出另有特别标注外，均来源于http://www.unidroit.org/english/principles/pr-main.htm；并参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英文对照），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 《通则》第3.5条（2）款。
[3] 《通则》第3.7条。
[4] 《通则》第3.12条。
[5] 《通则》第3.13条第1款。
[6] 《通则》第3.10条第3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