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纠风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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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纠风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纠风办 教育部
国务院纠风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意见
（2001年6月12日）
国纠办发[2001]10号
2001年是21世纪的第一年，也是实施“十五”教育发展规划的第一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制止教育乱收费、减轻学生负担高度重视。根据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的部署和全国纠风工作会议的要求，现就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进一步做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要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促进教育改革发展、减轻农民负担、保持社会稳定的大局，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以治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为重点，以落实专项治理责任制为保障，加强领导，完善制度，强化监督，狠抓落实，把治理教育乱收费作为教育系统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重点工作，切实抓出明显成效。
当前，治理教育乱收费要重点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坚决制止农村中小学乱收费行为，要制定明确的政策和严格的纪律，确保基层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自身不发生乱收费行为，省以下各级政府不出台违反国家和省级政府规定的乱收费项目，有关政府部门不发生乱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二是严格规范大中城市公办高中“择校生”收费和民办高中的收费行为；三是坚决杜绝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中的变相“双轨”收费行为。
二、治理工作的有关政策要求
(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收费要做到：
2001年农村中小学收费标准要稳定在2000年的水平上，
不再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住宿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会同物价、财政部门统一制定，地、县两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不准自行制定标准，已制定的一律取消。
试行“一费制”的国家和省级贫困县农村中小学校，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治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问题的通知》的要求，不准超出小学每生每年120元、初中每生每年230
元的最高限额。目前收费标准超过最高限额的，要坚决降下来；未达到最高限额的，不得再提高。
不准以“建校费”、“教育基金”、偿还“普九”达标欠款等名义，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
不准通过学生征收教育费附加和各种名目的集资费及强制学生投保。
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不准违反规定向中小学校乱集资、乱摊派和搭车收费，如强制订阅报刊图书、推销商品、摊派乡村公路或水利建设费等。
除由学校代学生统一订购的课本和作业本外，学校不准代收任何费用，各地规定的代收费项目一律取消。
国家和省级贫困县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校，一律采用普通黑白版课本。不准以任何理由向学生推销彩色精装本。
农村中小学校不准强行收费为学生统一着装。
不准举办以各种名目收取费用的实习班、补习班、“提高班”、“超常班”等。
不准强制学生购买和使用教育部与省级教育部门公布的用书目录以外的教辅参考书、习题集、测试手册等各种复习资料，及各种文具用品和其他商品。
（二）大中城市对择校生收费要做到：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捐资助学同录取学生挂钩。
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应按照省级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接收符合条件的借读生并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借读费。借读生缴纳借读费后，不准再向其收取杂费和其他费用。
高中招收择校生，不准违背“三限”政策，即：限分数(不准违反规定录取低于最低录取分数线的新生)、限人数(不准超过国家规定的班额，不得挤压招生计划指标，变相扩大择校生人数。即择校生数量不得超过省级政府规定的比例)、限钱数(择校生交费标准，由教育部门提出，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学校不准超过规定标准收费，不得向择校生收取赞助费或建校费等。
开办民办学校，不准以营利为目的，其收费标准要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三)普通高等学校收费要做到：
不准违反国家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高等教育收费规定，另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01年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2001年高等教育收费要稳定在去年的水平上，不得再提高。不准以任何理由或形式搞“双轨”收费，禁止以各种名义向学生收取“赞助费”、“扩容费”、“定向费”、“一次性建校费”、“跨地区建设费”、“转专业费”或“捐款”以及向学生强制服务，变相收费等。
三、治理工作的主要措施
(一)切实加强领导，落实领导责任制和领导责任追究制度。治理教育乱收费是一项促进教育发展，减轻学生负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负起责任，把“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的责任制落到实处。要把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十六条政策要求的落实工作，作为各级政府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重要内容，定期分析研究、加强督促检查，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乱收费问题。同时，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加大责任追究的力度。
(二)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的力度，全面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积极推行校务公开。治理教育乱收费要实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深化改革、制约权力、健全制度、加强教育、强化监督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强化对收费项目审批权的制约，加强对收费资金使用的监管，特别要做好对学校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工作，促其自觉依法治教、依法收费，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所有高等学校、中专和城镇中小学校及有条件的农村中小学校，对所收取的学杂费等都要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暂不具备条件，无法完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农村、边远山区、牧区的中小学校，也要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学校要按规定加强对银行账户的管理，并做到票款分离，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筹，用于教育。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截留、平调、挪用、挤占中小学校纳入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收费收入。同时要积极稳妥地推行校务公开制度，将招生政策、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的用途等事项向社会和学生家长公开，接受监督。
(三)在农村税费改革中，注意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要按照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落实增加教育投入的决定，努力做到教育投入的“三个增长”。未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区，要依法开展教育集资和征收教育费附加，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鼓励和吸收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区，要保证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及时足额拨付给教育部门，不得挪作他用。
(四)加大监督检查、自查自纠和查办违纪案件的力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1996年在全国开展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6]18号)、《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中小学收费管理制止乱收费的通知》([2000]教电285号)、《关于坚决治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进一步加强管理的通知》([2000]教电424号)、《关于2000年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2000]教电188号)、《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坚决治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问题的通知》([2001]教电46号)、《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2001年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01]教电45号）等文件提出的任务、要求，对本地区出台的各种教育收费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凡违背上述文件规定的，应立即废止。
各级教育部门、纠风办要会同财政、物价等部门，定期对本辖区的教育收费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特别要坚决把住春、秋两季开学的关口，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防止乱收费问题的发生。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本地区的学校对收费情况进行自查，自查出的乱收费问题要坚决纠正。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将会同有关部委组成检查组，在教育系统省际之间交叉检查的基础上，于适当时候，对农村中小学、城市择校生和高等学校招生收费情况进行重点督查。要加大查办违纪案件的力度，对不听招呼，明知故犯，顶风违纪的乱收费案件，包括违反招生、考试工作规定的案件，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典型案件查实后将予以曝光。
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安市超标准耗能加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安市超标准耗能加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泰政办发[2007]57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市属及以上驻泰各单位，各大企业：
《泰安市超标准耗能加价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二OO七年十月十五日
泰安市超标准耗能加价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超标准耗能加价管理，减少能源浪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山东省节约能源条例》和《山东省超标准耗能加价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超标准耗能，是指用能单位超过国家、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节能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有关能源效率、能源消耗限额标准使用能源。
第三条 对单位超过限额标准用能的实行加价，以能源基准价格为基础，按照以下标准征收：
（一）超标准10％以内，超耗部分加价１倍；
（二）超标准10—20％（含10％），超耗部分加价２倍；
（三）超标准20％以上（含20％），超耗部分加价３倍。
能源基准价格为：电每千瓦时0.6元，标准煤每吨500元（原煤和其他能源按国家规定折算为标准煤）。能源基准价格由市物价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省规定和能源市场价格变动情况适时调整。
第四条 超标准耗能加价费按照单位产品实际消耗能源量与限额标准的差额,分别乘以核算期内合格产品产量、能源基准价格以及相应的加价倍数计算。
其中,产品所消耗能源是电能的,直接按电能计算加价费;所消耗能源是电能以外其他能源的,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折算系数,折算为标准煤计算加价费。
第五条 超标准耗能加价费由市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管理。县（市、区）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受市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征收本县（市、区）辖区内企业超标准耗能加价费，并全额上缴同级财政，作为政府节能专项资金的组成部分，由财政、经贸、价格主管部门共同监督使用，主要用于支持节能技术产品的研发、节能技术改造和节能奖励。
县（市、区）征收工作不到位的、没有设立专项资金的，由市节能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征收，并缴市级财政。
第六条 县（市、区）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核实用能单位相关数据，对超耗能源的品种、数量等相关项目和参数进行审核和确认后，出具《超耗能加价计算报告书》，报市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审查后，下达《征收超标准消耗能源加价费告知书》。
第七条 超标准耗能单位应当在接到《征收超标准消耗能源加价费告知书》20日内，通过非税收入代收银行上缴到指定的财政专户；逾期不缴的，每日按征收超标准耗能加价费总额的3‰缴纳滞纳金。
第八条 超标准耗能单位对节能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征收超标准耗能加价费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上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或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九条 超标准耗能单位逾期不执行超标准耗能加价费缴纳决定，又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节能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条 对超标准耗能单位除实行加价政策外,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同时责令超标准耗能单位限期进行整改;在规定期限内超标准耗能单位能耗情况仍未达标的,依法责令其停产或关闭。
第十一条 超标准耗能加价费按政府非税收入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从事超标准耗能加价费征收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主管机关或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已实行差别电价政策的部分高耗能企业,其用电暂不实行超标准耗能加价。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11月1日起试行。
人格权若干问题探讨〔１〕——纪念《民法通则》颁布１
王利明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所固有的、以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人格权是人身权的主要形式，而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类基本权利，其他一切民事权利或者包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由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由此可见，人格权是民法中的基本权利。
人格权是以人格的独立为前提，并以独立的人格所应有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所以人格权是由作为主体资格的人格所决定的。一方面，一旦个人不再是权利客体而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再是身份和家庭权支配的对象，而是具有自主性人格的个人，则人格权具备生长的土壤。另一方面，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依赖于对人格权的尊重和保护，个人不享有独立的人格权，尤其是生命、健康、自由等权利，则不可能实现人格的独立与意志自由。因此，人格的独立又需要进一步确认和保护人格权。
然而，西方社会的民法最初确认人格平等乃是交易和占有财产要求的产物，诚如苏俊雄所指出的：人格平等是与契约的广泛扩张相呼应的。“个人享有权利能力主体的地位，亦即表示能享有财产权及缔结契约能力之意味。换言之，权利能力，委实是个人享有财产及缔结契约时，理论上应存在之法律前提”〔2〕，由此决定了19
世纪的西方民法学者大都把财产权视为个人人格的延长，主张将个人意志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价值体现在个人对财产的支配方面，人格权利就是对财产自由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对人格的尊重意味着对他人财产的尊重。这就是黑格尔所宣称的“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3〕。
人格权的财产化忽视了人格权的固有价值。如果人格权的存在的价值和目的仅仅只是为了保障财产权的享有和实现，则人格权实际上转化为从属于财产权的财产，这势必会导致人格的价值沦为商品和金钱的奴役对象的后果。事实上，虽然人格权存在的目的之一是保障财产权的行使并为财产权提供前提条件，但人格权的存在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那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使人们“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4〕。
人格权为什么是使人“成为一个人”的权利，是有理性的人类所必备的法定权利？这是因为人格权不是从属于财产权的权利，而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或者说是人权的主要表现形式。
人权（Human
Rights）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正如“中国人权白皮书”所指出的，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崇高的目标”，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然而何谓人权，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民法学的角度来看，人权不是天赋人权或道德权利，也不是单纯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宣言，而是以公民的人格权为其重要内容的。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生命、身体、姓名、肖像、名誉、隐私、婚姻自主等权利，就是个人在社会中所应享有的基本人权。这些权利是人能够作为一个人存在，并同他人协调地生存所必备的权利，也是人把自己与社会联结在一起并与社会发生各种联系与交往的前提。个人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都不享有人格权，则必将丧失做人的权利和作为人的基本价值，个人也就没有资格进入社会并作为社会成员存在。所以，人权首先体现为人格利益，忽略民法的人格权制度及社会经济条件对该制度的限制，就不可能了解人权的真实内容。由于各国法律对人格利益的保护的范围、方式等是不相同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着所谓超阶级、超社会的“天赋人权”。
既然人格权是“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是以身体和精神活动的安全和完整为客体，且以维护主体的自由、尊严、安全为目的的，则对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就是实现和维护人格的独立，促进个人的发展与完善的重要手段。诚然，财产权也具有表现个人人格的功能，财产权的内容也体现了个人的意志和自由，但相对于人格权而言，财产权与独立人格的联系是间接的，因为对于任何个人来说，不享有独立的财产权虽然会妨碍其行为自由，但并不妨碍个人享有权利能力并成为法律主体。可是个人如不具有基本的人格权，如生命权、自由权、姓名权等，不能维持人的生存，保障人与他人的交往，则必将妨碍个人成为法律主体。在此情况下，个人即使享有财产权，此种权利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从罗马法确认“抽象人格的权利”以来，直至本世纪人格权制度的形成，人格利益曾受到刑法和行政法的保护而未能置于民法的充分保护之下，这虽不能否认人格利益也是法律保护的利益，但毕竟不存在着民法的人格权制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事主体制度实际上一直是欠完备的。
我们认为，人格权存在的基本价值，乃是实现和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简单地表述人格权与人格（主体资格）的关系，即人格决定人格权，而人格权又体现个人人格，并以实现人格为宗旨。然而，实现人格的含义，不仅是要维持个人的生命的存续，以使个人作为主体存在，而且具有更为丰富、重要的内涵。一方面，实现人格，要求尊重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促进个人的自主性人格的释放，实现个人必要的自由。这就是马斯洛所说人所具有的高级需要在法律上的表现。诚如苏俊雄所称现代法律“诚应透过各个人抽象的人格（Personlichkeit），而进一步着眼于有贫富、强弱、贤愚等等差别之具体人类（mensch），保障其生存能力，发挥其既有主体、且有社会之存在意义。”〔5
〕民法的人格权制度通过对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的保护，确认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赋予个人享有一种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的武器。民法对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保护，确认了个人的共同价值，并能鼓励个人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人身活动。自主地从事各项正当的社会交往。民法对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的保护，不仅有助于保护主体的人身专有标识和个人生活的安全，而且对维护个人的尊严、培育个人的独立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法要求在侵害人格权致受害人精神损害时，加害人应负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这也有助于维护个人精神活动的安全与自由。所以，对人格权的保护是实现人格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实现人格，需要培养和实现个人独立的人格意识，不断焕发出主体活力。独立的主体意识是个人在法定的范围内自主行为、勇于承担风险、自负责任的意识。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采取“民刑不分”，以刑为本的法律格局，压抑了个人的独立性和能动性，特别是由于封建君主的至高无上和封建家长制的绝对统治，扭曲和摧残了个人的价值，造成个人只有在隶属他人关系中才有其存在价值，而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我国民法确认独立的人格权，要求公民时刻注意到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尊重并维护他人的尊严、价值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秘密，要求公民通过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活动而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就有助于促进人们在法律的允许下探寻、选择最符合自身本性和意趣的生活方式，充分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自我存在，使人们能够摆脱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循守旧、不思奋进、但求安稳的观念及庸俗的“关系学”和人身依附的束缚，增强人格独立观念，发挥大胆首创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一旦全社会普遍形成独立人格意识，必将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还要看到，由于民法的人格权制度要求个人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政府机构在行使其行政权、新闻记者在行使其言论自由权、作家在享有其创造作品的权利的时候，应当充分尊重个人的人格权，这样，人格权制度便构成了一种权利制衡结构，为发展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协调个人利益之间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对权利意识、人权意识的培育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当前，培育权利意识正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权利意识的彻底泯灭，必然会使兽行意识潜入。十年浩劫期间，暴行遍于全国，屠夫弹冠相庆，莫不是权利意识沦丧的结果。总之，民法对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在实现和维护独立的人格权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格权制度在民法中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
应该看到，我国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不是个人主义的产物，而是维护社会利益的需要，法律的价值是多元的，在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之间、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总会形成各种摩擦，而法律则需要平衡各种利益冲突。所以，个人享有的人格权的范围、权能、行使方式等均应受到法律的制约，个人的人格权应与其负有的社会责任协调一致，个人行使权利时需要忍受来自他人的轻微的妨害。总之，要维护社会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团结，则人格权必然是受限制的权利。这里涉及到人格权的保护与正当的舆论监督的保护的关系的问题。
舆论监督是指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公民利用传播媒介发表各种意见或言论，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进行批评、实行监督的权利。舆论监督与人格权的保护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它们从根本上都是建立社会的民主与法制、保持现代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所不可缺少的制度。如果法律仅注意保护人格权而忽略了对舆论监督的保护，那么，虽然个人的人格及其尊严得到了他人的尊重，但此种保护要以不必要地限制正当的舆论监督为代价，并将使社会缺乏一个大胆批评、畅所欲言的宽松环境。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丑陋和违法现象，不能借助于大众传播工具予以大胆披露和批评，这不仅会纵容一些侵害公民权利包括侵害公民人格权的行为，而且会使个人的人格权沦为一种与社会利益不协调的绝对化的极端个人主义。然而，保护人格权和正当舆论监督，应当注意到，在这两种权利的保护之间是有一些冲突和矛盾的，因为新闻侵权的主要对象是公民的人格权，特别是公民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因而法律对新闻侵权行为制裁程度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对新闻自由和公民人格权的不同保护。一方面，法律若特别强调对公民的人格权的保护，则必须适当限制新闻工作者在从事新闻活动方面的某些自由。反过来说，如果法律对舆论监督活动予以充分保护，则必须对新闻侵害人格权的行为特别是轻微的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予以容忍，法律必须限制受害人提出请求。由于在新闻活动中，新闻工作者行使舆论监督者的权利，大胆揭露和批评一些违法和不良现象，总会涉及对被批评者的指责，而由于新闻活动过程环节多、时间短促、专业性强，不可能绝对准确地把握事实和意见，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过失。〔6〕所以，
如果将任何失实的哪怕是轻微失实的新闻作为新闻侵权处理，这虽然会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但确实会影响舆论监督的正当行使。
人格权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冲突，是各国法律都面对的一种“价值的冲突”（a crash of
value）。在此情况下，法律必须选择优先保护的法益。从国外的经验看，大都倾向对新闻自由实行优先保护。例如根据美国1964年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在出版物涉及到公众关注的问题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价值将比个人名誉更优先受到保护。（见NewYork
Times Co v.Suli-van，376U.S.254〈1964〉）。在英国的一个判例中，法官戴普洛克（Diplock）曾宣称，
法律虽应在对言论自由和个人权利之间的保护方面谋求平衡，但应对涉及公众关注的利益的言论提供优先保护。我们认为，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应该在人格权和舆论监督的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对舆论监督的权利实行优先保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正在向法治社会迈进，建立民主和法制、加强廉政建设，新闻舆论监督机制的健全是必不可少的。太阳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加强舆论监督，才能搞好廉政建设，防止各种腐败现象。为了使广大人民通过大众传媒参与国家管理、监督政府行为、纠正各种社会不良现象，我国新闻传媒应该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在保护人格权与舆论监督之间，法律应向后者倾斜。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监督机制尚不够健全，舆论监督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广大新闻工作者对各种丑陋、违法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总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在此情况下，更应该鼓励新闻工作者大胆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并应对正当的监督实行特殊保护，因为“如果诽谤判得太多，记者和传媒动辄受罚，在我们这样一个舆论监督本来就不发达的国家，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7〕这种状况也根本背离了人格权保护的立法宗旨。
法律在两种法益冲突的情况下，向一种法益倾斜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要实现倾斜，首先要正确区分正当的舆论监督与非正当的舆论监督的界限。不能将一些不正当的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作为舆论监督行为对待。同时，侵权法应当将新闻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与一般的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区别对待、分别调整。〔8
〕分别调整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建立严格的新闻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责任构成要件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条件，也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应负侵权责任的根据。在责任构成要件中，既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也不能混同一般的侵害人格权行为与新闻侵权问题。对一般的侵害人格权行为，可以通过较为宽松的构成要件，制裁各种侵权行为，从而向人格权的保护倾斜。而对新闻侵权则应采取较为严格的构成要件，限制过多的新闻侵权责任的产生，从而实现对舆论监督的特殊保护。〔9〕例如，
在对舆论监督中，只要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丑化他人人格，只要不是抓住他人隐私或个别事实对他人人格进行侮辱、诽谤、诋毁，只要基本事实存在，即使在新闻报道中出现言词不当、技术失误，而不是决定舆论监督性质的问题，就不应视为侵权。再如对那些轻微的失实或用词不当，并不必然带来法律意义上的损害，或者带来的损害是轻微的，国外的一些立法采取“微罪不举”规则，要求受损害者予以忍受，这是值得借鉴的。第二，明确一定的免责条件。免责条件的成立将导致行为人责任的免除，所以免责条件是对责任构成的否定。为了实现对舆论监督的倾斜保护，在新闻侵权法中应建立一定的免责条件，为新闻工作者因从事舆论监督活动而出现新闻纠纷时提供免责的机会。例如，社会公共利益就是各国侵权法中广泛承认的一种抗辩事由，这一规则对新闻工作者实行了有效的保护。在我国新闻侵权法中，也应当采纳这一标准。这就是说，“凡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事项，理应置于舆论监督之下，对这方面的事和人的批评，应属舆论监督范围内的行为。相反，凡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事项，则不在舆论监督之列，这方面的批评指责，也与舆论监督无关”〔10〕。从而实现区别调整和倾斜保护的目的。
中国正在向漫长的通向法治社会的道路迈进。然而，中国社会沿着法治道路迈出的每一步都必定是与公民权利的扩大和实现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公众对法律的依赖程度、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程度、法治文明的实现程度，都有赖于对人格权的保护的加强。而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人格权制度，这就为法治大厦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所以，当我们回顾《民法通则》颁布10周年以来，大量的人格权侵害案件涌进人民法院并得到妥善处理，人格权的保护正日益受到注重的状况，不禁对立法机构和民法通则的起草者们的远见卓识及致力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对人格权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乃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责任编辑：傅鼎生）＊
注：
〔1〕本文系作者在《人格权法新论》一书中所写的序言， 作者希望以此文纪念《民法通则》颁布10周年。
〔2〕苏俊雄：《契约原理及其实用》，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页。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页。
〔5〕苏俊雄：《契约原理及其实用》，台湾中华书局1978 年版，第7页。
〔6〕王晋闽：《试论新闻侵权》，《国际新闻界》1991年5—6 期，第85页。
〔7〕孙旭培：《新闻工作者与新闻纠纷》，载《新闻通讯》 1991年第6期。
〔8〕周威：《试论舆论监督中的名誉权保护问题》， 载中国民法经济法学研究会1989年年会《论文选辑》第182页。
〔9〕周大新：《舆论监督中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载《记者摇篮》1991年第7期。
〔10〕周威，同上书，第1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