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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定
市政府

《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定》已经1997年12月4日市人民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道路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畅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涉及道路交通活动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市公安局是本市道路交通管理的主管机关，各级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负责本规定的具体实施。
第四条 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应当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与畅通。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任何人都有权劝阻、举报。

第二章 机动车驾驶管理
第五条 在同方向划有三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最左侧机动车道只准按交通标志准予通行的小型客车行驶。
在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摩托车、电瓶车、拖拉机、农用运输车和轮式专用机械车，只准在最右侧机动车道行驶。
第六条 公共交通专用车道只准本市公交专用车按规定时间、路线依次行驶。前方有障碍时，只准向左借用相邻一条机动车道，超越障碍后须立即驶回原车道。
禁止其他机动车在公共交通专用车道内行驶或停车，需穿行公共交通专用车道转弯的，在不影响公交专用车行驶的情况下，可以在30米的距离内借道行驶。遇交通管制特殊情况时，按交通警察指挥或交通标志指示可以借用公共交通专用车道行驶。
第七条 拖拉机不准在三环路以内道路及明令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行驶。轮式专用机械车，6时至22时不准在三环路以内的道路上行驶。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的除外。
第八条 农用运输车在道路上行驶，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领有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牌证；
（二）四轮农用运输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50公里，三轮农用运输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40公里；
（三）不准在三环路以内道路及明令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行驶。
第九条 在设有主路、辅路的道路上，进主路的机动车须让出主路的机动车先行。辅路上行驶的机动车须让出主路的机动车先行，但驶出主路的机动车最高时速不准超过30公里。
第十条 机动车行经路口，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遇停止信号时，不准通过；
（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
第十一条 机动车行驶中遇前方道路受阻停车时，须在本车道内依次等候，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准驶入实施交通管制的车道；
（二）不准穿插排队等候的车辆；
（三）不准进入非机动车道行驶；
（四）不准在人行横道或禁止停车区内停车。
第十二条 驾驶机动车，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准使用涂改、伪造、挪用或骗取的机动车牌证、驾驶证、通行证或其他交通管理证件；
（二）不准驾驶号牌不齐全，或因遮盖、污损造成号牌字迹辨认不清的机动车；
（三）驾驶时不准接打移动电话或查阅寻呼机信息，不准向车外抛掷物品影响交通安全；
（四）不准使用失效的与交通管理有关的各种证件；
（五）不准在人行横道内左转弯；
（六）客运机动车行驶中，不准上下乘客；
（七）在设有中心隔离设施或划有中心双黄线的道路上，禁止洒水车、清扫车、道路维修车逆向行驶；
（八）停车时不准影响道路畅通、妨碍交通安全；
（九）不准在道路上进行机动车驾驶训练；
（十）在设有出租汽车、小公共汽车站点的道路上，出租汽车、小公共汽车只准在设置站点的地方靠右侧路边顺序临时停车上下乘客；
（十一）避让出入站台的公共电汽车；
（十二）驾驶汽车时配带有效的灭火器具；
（十三）遵守市人民政府做出的其他交通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 夜间路灯开启期间内，机动车须按规定使用灯光。
第十四条 机动车在三环路以内道路和禁止鸣喇叭的道路上，不准鸣喇叭。紧急情况除外。
第十五条 在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机动车掉头时，须距掉头地点100米至50米驶入最左侧机动车道，掉头时不准妨碍其他车辆安全行驶。
凡设有禁止左转弯交通标志的地点，不准机动车掉头。
第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不能离开车行道时，驾驶员须即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后方50米以外的地点设置反光的故障车警告标志，夜间在车后方80米以外的地点设置。无危险报警闪光灯的车辆，夜间还须开启示宽灯和尾灯。
除需紧急救险外，驾驶员执行前款规定后须迅速离开车辆和车行道。
第十七条 牵引机动车，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机动车发生故障等原因不能行驶需要被牵引时，牵引车和被牵引车均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牵引车或被牵引车无危险报警闪光灯或牵引大型客、货机动车的，使用硬连接牵引装置牵引，并在被牵引车后明显位置设置反光的故障车警告标志；
（二）在设有主路、辅路的道路上，牵引机动车在辅路的机动车道上行驶；
（三）在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牵引机动车只准在最右侧机动车道行驶；
（四）机动车拖带的挂车后面不准牵引车辆。
第十八条 除本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警车护卫的车队外，机动车驾驶员禁止使用危险报警闪光灯。
第十九条 机动车试车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规定悬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试车号牌；
（二）由正式驾驶员驾驶；
（三）按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规定的时间、路线进行；
（四）车上不准搭乘与试车无关的人员；
（五）不准妨碍其他车辆行驶；
（六）不准在道路上试刹车。
第二十条 驾驶京B号牌或外省市号牌的摩托车，不准进入三环路以内（不含三环路辅路）道路行驶。
在设有主路、辅路的道路上，不准摩托车在主路上行驶。
第二十一条 领有外省市牌证的机动车，在本市道路上行驶的，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进京通行证。
外省市机动车办理30日以上进京通行证的，须先到居所地的区、县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登记备案，并交验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确认有效的停车泊位证明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凭证。
第二十二条 机动车在道路空闲、视线良好的情况下，应按规定的车速顺序行驶，不准缓慢行驶或突然停车，妨碍道路安全畅通。

第三章 非机动车驾驶管理
第二十三条 驾驶非机动车，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禁止在人行道、人行过街通道上或横过人行横道时骑行；
（二）畜力车不准进入三环路以内道路或其他明令禁止通行的道路；
（三）人力客、货运三轮车不准在明令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行驶；
（四）非机动车须停放在存车处或指定地点，不准妨碍交通安全与畅通；
（五）不准在道路上学骑自行车；
（六）不准在车行道上滞留。
第二十四条 在城镇道路和郊区公路上不准骑自行车带人。
但在不通行公共电汽车的道路上，骑自行车可以带一名学龄前儿童，儿童须坐在安装牢固的儿童座椅内，通过设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或横穿车行道时须下车推行，遵守行人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非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遇有停止信号不准通过，不准沿路口绕行；
（二）不准进入非机动车禁驶区；
（三）向左转弯时，沿路口中心右侧大转弯；
（四）向左转弯时，让直行或左转弯的机动车和直行的非机动车先行。
第二十六条 人力货运三轮车不准载人，人力客运三轮车须按核定的人数载人。
第二十七条 无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残疾人专用车行驶证的人员，不准驾驶安装机械动力装置的残疾人专用车。
第二十八条 持有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残疾人专用车行驶证的人员，驾驶安装机械动力装置的残疾人专用车，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携带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残疾人专用车行驶证；
（二）饮酒后不准驾驶；
（三）最高时速不准超过15公里；
（四）不准带人；
（五）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1米，前后长度、左右宽度均不准超出车身，载质量不准超过50公斤；
（六）每二年重新登记一次。年龄超过70周岁的，每一年重新登记一次。

第四章 行人和乘车人管理
第二十九条 行人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交叉路口通过无信号灯控制的人行横道时，须让按放行信号直行或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二）在设有交通隔离设施的道路上，不准翻越隔离设施进入车行道。
第三十条 推行摩托车或非机动车的，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紧靠非机动车道右侧边缘顺向推行；
（二）横过车行道时，按照行人通行规则推行；
（三）不得并排推行。
第三十一条 乘车人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准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
（二）在车行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开关车门时，不准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三）明知驾驶机动车的人员无驾驶证或饮酒的，不准乘坐；
（四）不准妨碍驾驶员驾驶或向车外抛掷物品妨碍交通安全；
（五）乘坐二轮摩托车时，须戴安全头盔，只准在驾驶员座后骑坐；
（六）机动车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在车行道停车时，除紧急救险外，乘车人须迅速离开车辆和车行道；
（七）自行车、人力货运三轮车、安装机械动力装置的残疾人专用车除骑车人外，其他人员不准乘坐。

第五章 其他管理
第三十二条 不准将机动车交给饮酒后的人员驾驶，不准指使、纵容无驾驶证或饮酒后的人员驾驶机动车。
第三十三条 不准占用道路从事维修、擦洗机动车等经营活动。
不准在车行道内兜售、发送物品。
第三十四条 在道路上施工作业的，须经道路主管部门批准后，报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审批，按规定的时间、地点、范围和下列要求施工：
（一）在道路上作业时，须在作业区周围设置围挡设施，并在距来车方向不少于50米的地点设置反光的施工或注意危险警告标志（设置交通标志、交通设施及施划交通标线的作业除外）；
（二）夜间在围挡设施上设置照明设备，并在距来车方向不少于80米的地点设置施工或注意危险警告标志；
（三）在车行道上作业的人员按规定穿戴反光的服饰；
（四）作业人员横穿车行道时，须直行通过，注意避让来往车辆；
（五）作业不得妨碍交通安全，作业完毕后须修复损毁的路面，并将现场遗留物清除干净。
第三十五条 下列占用道路事项，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一）设置停车场、存车处；
（二）在道路两侧开辟通道，设置台阶、门坡；
（三）设置广告、指路牌；
（四）调整、设置道路上班车停车站点；
（五）其他占用道路的事项。
第三十六条 不准损毁、遮挡或擅自设置、移动、拆除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设施，不准使用交通设施、立交桥、人行过街天桥悬挂、张贴与交通管理无关的物品。遇特殊情况需要移动、拆除、设置上述设施时，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第三十七条 单位、个人不准雇用畜力车、拖拉机或农用运输车，进入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明令禁止上述车辆通行的市区道路。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一）项、第十二条第（一）、（六）、（八）、（十）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二）、（五）项、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对驾驶员或个人处警告或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警
告或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二）项、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三）、（四）、（五）、（七）、（九）、（十三）项、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的，处警告或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一）、（十二）项、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处警告或3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处警告或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四）项规定的，处警告或10元以上3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对无牌证或使用涂改、伪造、挪用、骗取的牌证上路行驶的车辆，及非法安装机械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交通警察可当场暂扣车辆，收缴其牌证。
当事人超过3个月未提交车辆合法来源证明或不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接受处理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处理车辆。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根据交通管理的需要，可以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值勤交通警察根据交通管理的需要，可以当场采取必要的紧急处置措施。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1988年7月28日市人民政府京政发第69号文件发布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1997年12月4日
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王小卫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所在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行政审判“参照适用”行政规章，这不但是《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也是当前法学界通行的观点。一般认为这里的“参照适用”是指人民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对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章参酌、鉴定之后，决定是否适用。按照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符合法律的规章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应当适用该规章，判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可以不适用该规章，判决撤消原具体行政行为。”①由此可见，基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处于行政审判中的“参照”地位而其作用仅在于：当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在认定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参照适用”，从而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裁判。

这种通说观点，究其实质，只是在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在行政规章被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认定为不符合法律、法规时则会产生诸多问题，使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之法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各种论断均难以自圆其说。

下面就有关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所导致产生的诸多法律疑问略作探讨。

问题一：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有关行政规章的适用问题，总是在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规章作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过程中产生的。即人民法院在此情况下，必须作出是否适用作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章的决定。一般的学术观点总是拘泥于人民法院对是否适用行政规章是否具有完全的自决权，即认为法院在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后，若行政规章符合法律、法规或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则必须使用该规章，反之则必不得适用该规章。这属于法制观念淡薄时期，人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不深刻所产生的问题。而对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则少有人论及。这就是究竟该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对此，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做任何形式的条文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未对此作出确切的说明。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层面来具体分析。

其一，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适格主体是谁？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答。因为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行政规章。这里实施参照行为的主体无疑是人民法院，而且也只能是人民法院。根据通说认为的“参照”即审查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那么据此即可得出结论：在行政主体依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行政诉讼中，认定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唯一适格主体应是受理审理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

其二，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标准应是什么？是确认制定行政规章的主体是否适格，是看行政规章所确定的条款内容是否合法，还是考虑行政规章的制定是否有一定的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均未对此作明确的规定。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条文规定，故在司法实践中，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来解决了。而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是否适用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必将产生扩大司法自由裁量权与缩小具体行政行为稳定性的双重不利后果，对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必将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并有司法权干预行政权之嫌。这一问题是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司法机关在审理行政纠纷案件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之规定本身所导致产生的，故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内是无法予以妥善解决的。

问题二：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是认定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还是对行政规章整体内容的全面认定呢？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行政规章的行政案件时，必须对是否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作出明确的认定，而决定是否能“参照适用”的前提是认定该涉及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这就必然涉及到对涉诉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作出整体的认定，还是仅就与行政诉讼案件有关联的局部内容作出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问题。这在现行法律、法规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同样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假设予以更进一步的分析。

假设一，规定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是对行政规章整体内容的认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只要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照行政规章作出的，则人民法院就可以据此对该行政规章进行全面整体的司法审查，并进而认定其是否合法有效，能否在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裁判中适用。这样则人民法院对涉诉的行政规章就具有进行全面审查的权利。如此，则会导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依据的行政规章中与该正在审理中的行政诉讼案件有关的那部分内容经审查是有法律、法规依据且合法有效的，而与该案没有直接关联的该行政规章的其他部分的内容经审查缺少法律、法规依据或因违法而无效，那么人民法院就应该认定该行政规章无效，并决定在行政审判中对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规章不予“参照适用”。而现实中，行政规章因其制定主体的级别较低，程序不规范而存在着诸多的违法现象。如此全面审查，则合法有效而可以“参照适用”的行政规章寥寥无几。这必不利于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管理活动。故该假设在现实中操作的价值并不大。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对涉诉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审查不应是整体内容的审查。

假设二：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仅是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内容的审查认定。由此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行政规章前对行政规章依法进行审查时，只能对被诉的具体行为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内容认定是否合法有效，而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涉及的内容则无权进行司法审查。据此，如进一步推论，若多个相同或不同、相关或不相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分别所依据的同一行政规章之各部分的内容在行政诉讼中分别被人民法院审查认定为不符合法律、法规，那么，在此假设条件下亦不能对该行政规章作出整体违法无效的定论。这样的结果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意识和制度所不能容许的。

既然这两种假设经推理论证均行之不通，那么是否有第三条路或者其它更便捷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是没有行之有效的第三条路可走的。该问题是基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不合理之规定而产生的。

问题三： 在行政诉讼中因人民法院确认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规章因违法无效而导致行政主体在该诉讼中败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则产生这样一个矛盾：部分行政相对人因不依行政规章的规定行事，被有权行政主体依该行政规章作出相应的处罚决定，若该部分行政相对人对此处罚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又依职权审查认定该行政规章因违法而无效，并判决依该行政规章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那么相应的，这部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诉讼途径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而另一方面，其他的行政相对人却因充分信赖该行政规章的合法有效性而按照行政规章规定的要求履行了该行政规章对其设定的法律义务。这样，当该行政规章在被前一部分行政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为违法无效，则遵守并依据该行政规章履行义务的那部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因人民法院确认该行政规章违法无效而作出的判决所侵害。此时，这部分行政相对人虽然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就其整体来说，这种状况导致产生了很低的社会的诉讼的效益，仍是不可取的。因为，首先对行政相对人而言，无论其是否遵守该行政规章并履行该行政规章规定的义务，他的合法权益仍将遭受必然的侵害，而他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就行政主体而言，他依该被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司法审查确认为违法无效而决定不予“参照适用”的行政规章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就必须对所有的行政相对人，包括依据该行政规章行事和未依据该行政规章行事的行政相对人，均承担不可避免的败诉的法律责任，而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

那么，如此不合理之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呢？通过在问题三中的分析，行政规章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与在行政诉讼中受人民法院合法性审查的双重身份决定了这种矛盾的产生。

首先，按照有关抽象行政行为的理论，行政规章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又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同时根据宪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制定行政规章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即只有当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一行政管理事项已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有权机关才能据此制定相应的行政规章。否则，行政规章就是不合法的。行政规章的这种法律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参照适用行政规章时，应首先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审查被诉的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及内容（包括主体、权限、内容、程序）是否合法，以决定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依照“制定行政规章是抽象行政行为”的认定，则行政规章具有一般规范性法律文件所共有的特征：即确定性、强制性和不可诉性。而依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行政规章前，应首先对行政规章进行审查的观点，则行政规章又具有可受司法审查性。而这两者本是不相融的。这种不合理现象产生的原因，完全是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不合理之规定所导致的。

问题四：《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使得依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这必将导致行政行为缺乏相对的确定力、拘束力及执行力，从而使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很难在正常途径及条件下得以实现。

“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有法定的依据”②，是指行政行为作出时应具备明确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依据，并且作到适用法律、法规及规章正确。由此可见行政规章是可以作为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的。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可依行政规章作出合法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就一般看来，所有行政行为都具有“确定力”、“拘束力量”、“执行力”的效力。结合前面的论断，我们可以得出如是结论：行政主体可依据行政规章作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个结论不但是一般的行政法原理推论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也是确保行政主体依据数量庞大的行政规章作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并能实现行政管理根本目的之具体行政行为的理论根据。简言之，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换句话说，就是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是建立在作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之上的。那么假设此处的行政规章的效力是不确定的，那又会如何？

行政规章是行政主体依行政规章行事时的基础和依据。若此基础动摇了或者说作为基础的行政规章是否有效成立是不确定的，那么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荡然无存。也就是说，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被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予以确认前是没有确定力保障的。如此则势必会影响行政主体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使行政管理行为处于社会公众及司法的不信任状态下，这是建设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所不容许出现的。

问题五：人民法院在涉及到行政规章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案件中有权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司法审查，而行政规章同时又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依据之一，只是否会导致使人民法院具有了行政立法权呢？

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故行政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利和行为，显然与人民法院无涉。而对《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可引申解释为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国家行政机关通过法定程序确定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并在行政诉讼中决定是否“参照适用”。虽然法学界一般认为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司法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但笔者认这是不够严谨的论断。其实这里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实质是确认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并决定其是否可在行政审判中予以适用。而“人民法院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则是指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如果认为相应行政规章违法越权或违反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就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撤消或改变的建议。故此可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对涉案的行政规章进行是否合法及直接决定是否适用的监督方式，已超越司法对行政立法监督的合理界限，在本质上构成越权。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虽被定义为“参照适用”，但行政规章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其制定程序却是有着严格的法律、法规依据。即它在经历了规划起草、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应交送政府主管机关而非人民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进行审理、核查，并由行政主管机关的正式会议而非人民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讨论通过，最后还须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签署发布并需备案。在这些法定程序中，并没有那个环节提及人民法院在行政规章的制定、发布及生效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可以肯定的说，人民法院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根本实质是对行政立法的越权干预。

通过前面的分析论述，可以看出，把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置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的“参照适用”，在理论及实际操作中有诸多疑问难以解决。故实有必要讨论重新构建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笔者为此特提出如下思路，以供讨论。

行政规章的制定作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致使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属“法律适用”的范畴。而正是行政规章的这种属性，导致了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作用的混乱。所以要重构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就有必要对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予以矫正，进而作出新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