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组建传真通信网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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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组建传真通信网有关事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组建传真通信网有关事项的通知
1986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为了加快法院系统的信息传递速度，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审判工作服务，我院计划利用公用电话线路，逐步组建法院系统的传真通信网。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今年组建我院与各高级人民法院之间以及高级人民法院与所辖中级人民法院之间的传真通信网。
（二）高级人民法院购买的传真机，其经费由各高级人民法院负担。为了充分发挥传真机的作用，使其能够用于传递绝密文件，现决定在各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台传真机上配备加密装置，其经费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解决。目前，我院已与中央保密委员会联系落实了加密装置的订货合同，预计在明年3月份装机使用。
（三）各中级人民法院购买传真机（按一个中院一台计算）的费用，由最高人民法院给予适当补助。补助的具体数额，由我院司法行政厅另行通知。
（四）在未配备加密装置以前，为了做好传真机通信的保密工作，我院经与中央保密委员会联系协商，对使用传真机传递文件的内容范围做如下规定：
1．有关省级政法系统内部总体的工作部署和行动计划，正在审理中的重大涉外案件和涉及高级领导人的案件，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等，不得使用传真机传递，仍通过机要通信部门传递。
2．正在审理中的重大案件和司法统计报表可用传真机传递，但不得使用微波电话线路传递。
3．为保证传真机的正常使用，对传递文件量要加以控制，传递的文件应是急件和简要的文件；要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和审批手续。
4．私人文件不得使用传真机传递；不要将传真机做复印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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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向前：韩国“婚内强奸”定性之争及司法实践考察
引 言
2009年1月16日，韩釜山地方法院第五刑事部以强奸罪名成立判决使用凶器威胁菲律宾籍妻子(25岁)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丈夫林某(43岁)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这是韩国内首例对“法律上婚内强奸行为”以强奸罪定罪判刑的判决。判决既出立即引起韩国学界及社会强烈反响。[1]2009年1月20日，因强迫妻子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强奸罪名成立的林某(43岁)当日下午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韩国内再次引发有关“婚内强制性行为”应否判以强奸罪的争论。[2]
一、韩国“婚内强奸”行为研讨案例
2009年1月16日，韩釜山地方法院第五刑事部(部长 高宗舟(音译))[3]对使用凶器威胁菲律宾籍妻子(25岁)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丈夫林某(43岁)以强奸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这是韩国内首例对“婚内强奸行为”以强奸罪定罪判刑的判决。[4]
2006年8月，林某通过国际婚姻介绍所与当时仅有22岁的菲律宾籍女子结婚。婚后两人同居4个月后，因妻子不堪忍受林某的虐待而离家出走前往金海工作。2008年7月15日，其妻子因被出入境管理事务所以非法居留为由将其带回林某处，夫妻两人在分居1年6个月后开始共同生活。2008年7月21日，妻子以处在生理期为由拒绝丈夫林某的性要求，林某以汽枪和水果刀威胁妻子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因此遭到起诉。[5]
2009年1月16日，釜山地方法院第五刑事部对林某作出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的判决。法院判决认为，被告既然选择受害者为妻，本应当用爱去悉心照顾背井离乡基于对被告人的信任而嫁到韩国，并因人生地不熟无亲无故和语言障碍的受害人，但受害人因不堪忍受丈夫林某虐待而备感痛苦甚至不得不选择离家出走。在当局协助下林某重新与被害人共同生活时，被告人本应努力维持正常的婚姻生活，但被告人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无视正当的性自主决定权，以汽枪和水果刀胁迫并以割掉乳头甚至要杀死受害者相威胁，被告人实施的作为正常人无法想象的残忍行为让人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该行为不仅对外籍妻子来说是一种耻辱，对被告本人作为韩国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被告犯罪性质不良应予严惩。
法院并对“基于被告对所有犯罪事实予以承认，虽然其属于事后悔改，但被告人表示“再世将成为动物”等痛切自我反省，对自己错误的深感悔意，受害者本人离家出走再回来后，疏于与被告人对话和作出适当的沟通努力，被害人撤回起诉希望善待妻子等因素考虑酌情量刑”的量刑理由予以说明。
釜山地方法院作出的强奸罪成立的判决依据是，法院认为把“婚姻中的妇女”排除在韩国刑法上强奸罪客体对象 “妇女”之外没有任何依据，依据现行法律可以“婚内强奸”罪予以处罚。强奸罪的保护法益并非女性的“贞操”而是相当于人格权的“性自主决定权”，妻子毫无疑问同样拥有上述权利。法院强调称对于夫妻之间出现这种严重的性暴力行为，对危害作为女性的妻子的自由人格的实现和尊严的事态，国家的无视是对保障追求人性生活和幸福权的宪法原理和正义观念的明显背离。如果不通过法律对家庭生活中这种隐密的夫妻性暴力行为进行规制，如果这种情形轻易的持续、反复，妻子的地位、力量处于相对恶劣情形时，将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事态出现。[6]
判决既出立即引起韩国学界及社会关注。该案一审后，2009年1月20日，被判强奸罪名成立的被告人林某(43岁)当日下午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该案虽然以免予起诉而结案，但韩国法学界对“婚内强奸”行为性质的争论仍在继续。韩国内也再次引发有关“婚内强制性行为”应否判以强奸罪的讨论。[7]
二、韩国应对“婚内强奸”行为的司法实践
韩国有关“婚内强制性行为” (marital rape)应否判以强奸罪的讨论由来已久。韩国对“夫妻婚内强奸”的认定和适用也经历一系列变化，从1970年大法院判例不予认定(大法院该判例至今仍未有变动，但在韩国法院审判实践中，地方法院的判决事实上基于案件的不同条件和刑法思想的转变对该判例已经有所突破)，至1977年汉城(现名首尔)高法判决“事实婚姻”之间可以成立强奸罪，再至2004年8月20日汉城(现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决强行奸淫妻子“强制猥亵”罪成立及至2009年1月16日釜山地方法院刑事五部作出的韩国内首例“法律婚姻”成立强奸罪。其司法实践经历了从不予认可成立强奸罪至“事实婚姻”可以成立、按“强制猥亵罪”处理及直接以强奸罪处理这一渐进的变化过程。
韩《京畿日报》2009年1月19日评论称，釜山地方法院第五刑事部此次强奸罪成立的判决开创了认定强奸罪成立的新思路。此次判决打破了此前一直以来只重视女性“贞操”的以男性为中心思维模式。强奸罪保护的不是女性的“贞操”而是“性的自主决定权”，釜山法院的判决是以对“人性的尊重”而作出的判决，该判决同时表明夫妻间任何一方尤其是妻子并非丈夫的性工具或从属的私人“性”财产，具有标志性的意义。[8]
1970年3月10日，韩国大法院作出“妻子以强奸罪提起控告后，夫妻双方又约定重新开始生活的情况下，即使丈夫使用暴力强行发生性行为亦不成立强奸罪”的判决。韩国学界通说认为考虑到夫妻关系的特殊性该种情形一般不应认定为强奸罪。[9]
1977年，汉城(现名首尔)高法曾对涉嫌强行与处于“事实婚姻”关系中的女性强行发生性关系的男子以强奸罪予以判决。[10]
2004年8月20日，汉城(现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法22部适用强制猥亵(类似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制侮辱猥亵妇女罪)致伤罪判处对妻子(39岁)强行奸淫的丈夫(45岁)2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的判决。
汉城(现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决认为“(夫妻)因婚姻而产生性行为义务，但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另一方发生性行为是违法的”，“夫妻之间也不能容忍对‘性的自主决定权’的侵害行为”。大法院1970年的判决要义虽然可以解读为夫妻之间不能成立强奸和强制猥亵罪，但该判决时至今日有必要予以重新讨论。对此韩媒体认为汉城(现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004年8月作出的判决表明强奸罪在夫妻之间事实上是可以成立的，该判决意义重大。大法院1970年的判决是在保持“正常婚姻生活”前提条件下做出的，因此该判决并不是否认“法律婚姻”在所有情形下成立强奸罪的可能性。
大法院判决要旨与日本“正常婚姻生活因事实上的离婚、分居而处于破裂情形下如果强制发生性行为的亦认定为强奸罪”的规定在实质上一脉相承的。
汉城(现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判决是在考虑到妻子要求离婚这种特殊情况下(该案件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并判决离婚)作出的，与大法院判例并无大的差别。
坑农案件的法律思考
山西省华晋律师事务所 迟菲
[基本案情]
二00一年十一月，原告陈继义、戴祖兴从山东省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引进栽植了大棚栽一年生"燕红 11号"甜油桃果树共三点三亩，根据该油桃品种栽培要求，需喷施或土施农药多效唑控制生长，促进花芽形成，才能达到预期产量。为此，二原告于二00二年七月二十日从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以每袋一元二角，共计九十六元的价格，购买英杰牌 15%多效唑(登记号为L591423)八十袋，按农药说明要求分三次喷施在所栽培的油桃树上。同年八月，二原告发现喷施所购买多效挫没有控制住油桃树长势后，眼看一年的收成将成泡影。为此，原告找到第二被告要求解决未果后，向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进行了假农药投诉。祁县农业局执法办对第二被告经销所余的多效挫农药二十八袋进行了登记保存，并在祁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干部的指导下，对投诉双方当事人作了调查记录，证实原告所投诉农药系第二被告销售的后，封存两袋样品农药，双方各保存一袋，以供检验。后又以第二被告经销扩大使用范围药(标签不规范)对第二被告作出了"警告十五天内改正标签，罚款三百元整"的行政处罚。此后，农业局对此事进行了调解，但因双方差距过大，调解失败。农业局随后将登记保存的二十八袋多效唑退还了第二被告。二00二年十一月二原告以被告出售假农药给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诉至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六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及鉴定费。
[律师代理工作]
在与被告协商不成后，二原告找到山西省华晋律师事务所，委托贾升贵、迟菲二位律师代理本案。接受本案委托后，律师进行了如下工作：
1、积极协助二原告向山西省农药检定所提出鉴定申请。农药检定所在对该农药初步审查后提出，该农药依法登记的适用范围是油菜与水稻，被告销售的农药扩大范围至桃树，属标签不符合规定，因此，当时与第一被告通电话，要求第一被告通知农药厂家及销售方，协调解决此事。
2、在第一被告处理期间，经原告配合律师调查，发现如下事实：
1）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系被告祁县农业局(原为祁县农牧局)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向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开办的集体性质法人企业。企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三万元，该资金名义上由祁县土肥站投资，实际系由企业自筹解决。该企业开办四年来，一直由王刚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承包经营，每年向被告祁县农业局交纳承包管理费人民币一千五百元，主管农药、农膜、化肥等。
2）原告栽植的油桃品种属优质品种，产量及售价喜人，原告在整个栽培过程中严格按照程序栽培，但由于喷洒的多效唑有问题，造成绝产。
3）第二被告农药系从河北某个人手中进货，没有合法的进货手续，用清水溶解与正规途径购得的统一品牌、浓度的产品目测差距大，很可能为假农药。
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律师请原告再次与被告联系，试图调解，但被告无调解诚意。为此，经与原告讨论，决定起诉。
3、为确定起诉的诉讼标的，充分准备诉讼证据，律师进行了如下工作：
1）查阅并复制了第二被告的工商登记档案，并进行了分析，发现如下有力证据。A、第二被告原属于第一被告的分枝，1993年应我国脱钩改制政策，重新注册成为集体法人。B、自1993年起，由王刚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承包第二被告。C、第二被告注册资本三万元，名义上是第一被告投入，但从承包协议以及验资发票可以看出，三万元为王刚投入。D、第一被告每年收取第二被告1500元承包费。
2）委托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对二原告栽种桃树的损失进行鉴定。得到"关于祁县古县填满桑村(二原告桃园)大棚桃树产量与收益调查评估"报告。结论为"二原告桃园中单株上应具有结果能力的枝都在十条以上，按每枝条留三个果，单呆重一百五十克计算，单株产量应在四点五千克以上，全园现有株数一千一百四十五株，应有产量约为五千一百五十二公斤"。
3）向太原市及山西省水果批发市场了解油桃的售价。但由于油桃不在价格统计范围，该证据未取得。仅取到油桃在外省市的售价。
4、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申请对争议农药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由法院对双方原封存的争讼农药多效挫样品(二原告与第一被告各提供一袋)二袋委托山西省农药检定所进行了质量鉴定，结论为"1、经检测，该来样产品未检出多效挫，属不合格产品;2、该产品标签内容与登记内容不符，只应用于水稻秧田和油菜苗床，其余均属扩大使用范围"。
[开庭情况]
在取得鉴定结论后，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庭审，庭审双方的主要焦点集中在：
1、原告喷洒的农药是否从被告处购得；2、被告销售的农药是否属假农药；3、原告桃树绝产与假农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4、第一被告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上述焦点，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辩称:原告所诉被告所售是假农药不是事实，超出农药登记范围的情形不属于假农药的情形。虽经鉴定，但结果不能作为判定被告所售农药不合格的依据，原告无法证明被检验的农药是从被告这儿买的，超范围的情形与原告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被告对原告所称损害后果不予认可，此品种是首次栽种，能否形成产量不可估计;原告使用被告农药与没形成产量无因果关系，影响产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形成产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且原告所述产量与价格均严重不实。
对此，原告律师进行了充分的反驳：首先，原告持有被告开具的农药收据，被告称收据上仅写明了多效唑，但未写具体的品牌与浓度。律师对此认为，收据是被告开具给原告的，能充分证明被告销售给原告多效唑，如被告认为其销售的不是英杰牌15%的多效唑，被告需举出反驳证据予以证明。其次，由农业局提供的查封农药的纪录中可以看出，在查封农药时，第二被告是认可其销售给原告英杰牌15%多效唑的。其次，法院将农业局查封的农药向农药检定部门进行了检测，在该农药中根本没有多效唑成分，依照我国《农药管理条例》，该农药属于典型的假农药。再次，原告栽种的桃树为棚栽油桃，与普通桃树有区别，在大棚中栽种油桃，必须使用农药控制桃树的长势，这样才能当年栽种，当年收获。被告如果认为油桃绝产存在其他原因，须进行举证。
被告祁县农业局辩称:2002年8月13日，原告到该局综合执法办投诉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销售假农药。当月十五日，该局执法办人员到所诉门市部进行了突击检查，查到原告投诉的英杰牌15%多效唑28袋，并马上异地封存到该局执法办，以鉴别真伪。经鉴别，英杰牌15%多效唑系江苏宜兴市生物化工厂生产，登记证号为L591423，依照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第五章第十三条规定，所投诉农药不在假农药定义内，不是假农药，而是标签不规范不合格。当时经与省农药检定所等部门联系化验多效挫约有效成份含量，但均答复没有标准样品不能检定，后该局又根据原告要求组织双方调解，但因双方差距太大，调解失败。对原告起诉该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因土肥站第二门市部是独立的法人企业，不是该局分支机构，且农业局承担的是国家赋予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监督管理工作，原告让该局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另原告所诉赔偿涉及与老天爷打交道，油桃花芽的形成不确定因素很多，不单纯取决于药剂控制，还与油桃品种纯度是否可、药物使用时期、方法、浓度等有重要关系。综上所述，该局恳请法庭划定该局不作被告，不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农业局的答辩，原告律师指出，首先，农业局作为农药管理部门，应对农药的经营、进销货渠道进行管理。农业局在这一管理过程中未尽到应尽的职责，存在过错，依照我国民法通则过错原则，农业局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其次，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系被告祁县农业局(原为祁县农牧局)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向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开办的集体性质法人企业。企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三万元，该资金名义上由祁县土肥站投资，实际系由企业自筹解决。该企业开办四年来，一直由王刚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承包经营，每年向被告祁县农业局交纳承包管理费人民币一千五百元，主管农药、农膜、化肥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脱钩改制案件的有关规定，农业局须在出资不实与收取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在庭审过程中，第二被告提出对多效唑与油桃绝产的因果进行鉴定。为此，法院与多家机构进行了联系，最终，针对多效唑对油桃树的药理作用及产量影响程度向山东省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进行调查取证，该所出具的证明表示，未喷多效唑的燕红 11号一年生油桃树，次年结果很少或基本没有产量，而喷施多效唑后，次年产量一般可达五千克以上，差异十分显著。为此，法院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对这一证据进行了质证。在二次开庭过程中，法院着重对油桃的市场价格进行了调查。经原告调查，油桃在四月初在祁县当地超市价格为12元/斤，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取到书面证据。被告指出油桃在当地价格不等，从3.5元到4.8元/斤。为此，原告律师指出油桃的价格应由法院根据双方主张及市场行情酌定。
[审理结果]
经过两次开庭，法院最终作出(2003)祁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根据二原告提供的购农药票据、祁县质检局证人证词、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对第二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调查笔录与行政处罚手续及本院委托山西省农药检定所所作农药质量鉴定结论，足以认定第二被告向二原告出售的英杰牌15%多效唑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致使二原告向所栽植油桃喷施该农药未能实现应有效果，根据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证明，证实第二被告销售存在质量问题农药的行为与二原告所遭受油桃无收益损失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第二被告依法应对二原告所述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另据原告复制第二被告企业注册档案材料显示，该企业注册资金存在与实际投入资金不符的情形，且作为该企业开办单位的第一被告每年都向开办该企业收取一千五百元的承包管理费用，故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应在开办企业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及所收取的管理费范围内对二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二原告所诉损失，除与被告上述行为有较大的因果关系外，作为受损的油桃植
物，与自然气候条件及二原告自身的管理及农药喷施方法也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故对所受损失二原告亦应自担部分责任。对油桃产量评估报告，被告虽有异议，但所提供录音资料证据不足以否认评估报告的有效性，故对该评估报告本院予以采信。对油桃价格问题，双方争执不一，但均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有效证据，故本院应结合双方自认情况及当地现行市场价格合理予以认定。
据此，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四十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撒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陈继义、戴祖兴油桃减产经济损失款人民币四万一千七百三十一元，由被告祁县农业局对上述损失在人民币三万六千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余经济损失由二原告陈继义、戴祖兴自担。
案件受理费二千三百六十五元，调查取证费一千一百八十二元，评估费一千零五十元，农药鉴定费三百元，合计人民币四千八百九十七元，由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负担四干四百零七元，由二原告负担四百八十九元七角(二原告已预交，被告应负担部分于执行时直接交付二原告)
[评析]
本案属于农民维权案件，该案件的公正审结的意义远远超过案件本身。近年来，坑农案件发生频繁。常见的有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资等等。坑农案件有几大特点：
1、危害范围广。农资作为国家监督经营的物资，由于销售单位与生产单位相对集中，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农民往往购进的是同一家经营的同种农资。如果某一单位销售伪劣农资，往往危害一方，造成损害范围极广。
2、损害后果大。农业生产同一般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周期长。因此，购入伪劣农资的农民往往无法当时发现危害。而是在辛勤耕作一年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发现所购农资的问题，而此时，往往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农民一年的辛勤劳作付之东流。
3、损害无法补救。农业生产的特性同时也决定了伪劣农资造成的损害无法补救。在损害真正发生后，往往已经无力回天。
4、社会危害性大。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我国存在广大的农业人口，农民的权益受到损害将大大降低农民生产与创造的积极性。如这类案件发生过多且处理不当，必然影响我国的农业生产与社会安定。
因此，坑农案件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山西电视台“金土地”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因此，如何帮助农民通过总结本案的教训，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成为律师本案审结之后的工作重点。
首先，农民要有一定的农资管理法律常识。农民朋友应当知道什么样的单位是具有销售农资许可的。在购买农资时，要到国家制定的经营部门购买，并且要察看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及销售证书。本案正是因为原告在正规经销店购买，才得以诉讼。如果本案原告从个体手中购买农药，很可能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其次，农民购买农资是要开具发票，发票内容要写详细。发票是证明购买行为的有力证据。本案中，实际该村购买假多效唑受到损失的不止原告两户。还有一些农民由于没有开具收据，难以证实在被告处购买农药的事实而无法在法院立案。只能在本案审结后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后，农民在受到假农资的侵害后，要及时同有关部门联系，反映情况，要求赔偿。必要的时候，要敢于诉讼，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
引 言
2009年1月16日，韩釜山地方法院第五刑事部以强奸罪名成立判决使用凶器威胁菲律宾籍妻子(25岁)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丈夫林某(43岁)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这是韩国内首例对“法律上婚内强奸行为”以强奸罪定罪判刑的判决。判决既出立即引起韩国学界及社会强烈反响。[1]2009年1月20日，因强迫妻子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强奸罪名成立的林某(43岁)当日下午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韩国内再次引发有关“婚内强制性行为”应否判以强奸罪的争论。[2]
一、韩国“婚内强奸”行为研讨案例
2009年1月16日，韩釜山地方法院第五刑事部(部长 高宗舟(音译))[3]对使用凶器威胁菲律宾籍妻子(25岁)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丈夫林某(43岁)以强奸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这是韩国内首例对“婚内强奸行为”以强奸罪定罪判刑的判决。[4]
2006年8月，林某通过国际婚姻介绍所与当时仅有22岁的菲律宾籍女子结婚。婚后两人同居4个月后，因妻子不堪忍受林某的虐待而离家出走前往金海工作。2008年7月15日，其妻子因被出入境管理事务所以非法居留为由将其带回林某处，夫妻两人在分居1年6个月后开始共同生活。2008年7月21日，妻子以处在生理期为由拒绝丈夫林某的性要求，林某以汽枪和水果刀威胁妻子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因此遭到起诉。[5]
2009年1月16日，釜山地方法院第五刑事部对林某作出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的判决。法院判决认为，被告既然选择受害者为妻，本应当用爱去悉心照顾背井离乡基于对被告人的信任而嫁到韩国，并因人生地不熟无亲无故和语言障碍的受害人，但受害人因不堪忍受丈夫林某虐待而备感痛苦甚至不得不选择离家出走。在当局协助下林某重新与被害人共同生活时，被告人本应努力维持正常的婚姻生活，但被告人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无视正当的性自主决定权，以汽枪和水果刀胁迫并以割掉乳头甚至要杀死受害者相威胁，被告人实施的作为正常人无法想象的残忍行为让人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该行为不仅对外籍妻子来说是一种耻辱，对被告本人作为韩国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被告犯罪性质不良应予严惩。
法院并对“基于被告对所有犯罪事实予以承认，虽然其属于事后悔改，但被告人表示“再世将成为动物”等痛切自我反省，对自己错误的深感悔意，受害者本人离家出走再回来后，疏于与被告人对话和作出适当的沟通努力，被害人撤回起诉希望善待妻子等因素考虑酌情量刑”的量刑理由予以说明。
釜山地方法院作出的强奸罪成立的判决依据是，法院认为把“婚姻中的妇女”排除在韩国刑法上强奸罪客体对象 “妇女”之外没有任何依据，依据现行法律可以“婚内强奸”罪予以处罚。强奸罪的保护法益并非女性的“贞操”而是相当于人格权的“性自主决定权”，妻子毫无疑问同样拥有上述权利。法院强调称对于夫妻之间出现这种严重的性暴力行为，对危害作为女性的妻子的自由人格的实现和尊严的事态，国家的无视是对保障追求人性生活和幸福权的宪法原理和正义观念的明显背离。如果不通过法律对家庭生活中这种隐密的夫妻性暴力行为进行规制，如果这种情形轻易的持续、反复，妻子的地位、力量处于相对恶劣情形时，将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事态出现。[6]
判决既出立即引起韩国学界及社会关注。该案一审后，2009年1月20日，被判强奸罪名成立的被告人林某(43岁)当日下午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该案虽然以免予起诉而结案，但韩国法学界对“婚内强奸”行为性质的争论仍在继续。韩国内也再次引发有关“婚内强制性行为”应否判以强奸罪的讨论。[7]
二、韩国应对“婚内强奸”行为的司法实践
韩国有关“婚内强制性行为” (marital rape)应否判以强奸罪的讨论由来已久。韩国对“夫妻婚内强奸”的认定和适用也经历一系列变化，从1970年大法院判例不予认定(大法院该判例至今仍未有变动，但在韩国法院审判实践中，地方法院的判决事实上基于案件的不同条件和刑法思想的转变对该判例已经有所突破)，至1977年汉城(现名首尔)高法判决“事实婚姻”之间可以成立强奸罪，再至2004年8月20日汉城(现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决强行奸淫妻子“强制猥亵”罪成立及至2009年1月16日釜山地方法院刑事五部作出的韩国内首例“法律婚姻”成立强奸罪。其司法实践经历了从不予认可成立强奸罪至“事实婚姻”可以成立、按“强制猥亵罪”处理及直接以强奸罪处理这一渐进的变化过程。
韩《京畿日报》2009年1月19日评论称，釜山地方法院第五刑事部此次强奸罪成立的判决开创了认定强奸罪成立的新思路。此次判决打破了此前一直以来只重视女性“贞操”的以男性为中心思维模式。强奸罪保护的不是女性的“贞操”而是“性的自主决定权”，釜山法院的判决是以对“人性的尊重”而作出的判决，该判决同时表明夫妻间任何一方尤其是妻子并非丈夫的性工具或从属的私人“性”财产，具有标志性的意义。[8]
1970年3月10日，韩国大法院作出“妻子以强奸罪提起控告后，夫妻双方又约定重新开始生活的情况下，即使丈夫使用暴力强行发生性行为亦不成立强奸罪”的判决。韩国学界通说认为考虑到夫妻关系的特殊性该种情形一般不应认定为强奸罪。[9]
1977年，汉城(现名首尔)高法曾对涉嫌强行与处于“事实婚姻”关系中的女性强行发生性关系的男子以强奸罪予以判决。[10]
2004年8月20日，汉城(现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法22部适用强制猥亵(类似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制侮辱猥亵妇女罪)致伤罪判处对妻子(39岁)强行奸淫的丈夫(45岁)2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的判决。
汉城(现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决认为“(夫妻)因婚姻而产生性行为义务，但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另一方发生性行为是违法的”，“夫妻之间也不能容忍对‘性的自主决定权’的侵害行为”。大法院1970年的判决要义虽然可以解读为夫妻之间不能成立强奸和强制猥亵罪，但该判决时至今日有必要予以重新讨论。对此韩媒体认为汉城(现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004年8月作出的判决表明强奸罪在夫妻之间事实上是可以成立的，该判决意义重大。大法院1970年的判决是在保持“正常婚姻生活”前提条件下做出的，因此该判决并不是否认“法律婚姻”在所有情形下成立强奸罪的可能性。
大法院判决要旨与日本“正常婚姻生活因事实上的离婚、分居而处于破裂情形下如果强制发生性行为的亦认定为强奸罪”的规定在实质上一脉相承的。
汉城(现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判决是在考虑到妻子要求离婚这种特殊情况下(该案件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并判决离婚)作出的，与大法院判例并无大的差别。
坑农案件的法律思考
山西省华晋律师事务所 迟菲
[基本案情]
二00一年十一月，原告陈继义、戴祖兴从山东省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引进栽植了大棚栽一年生"燕红 11号"甜油桃果树共三点三亩，根据该油桃品种栽培要求，需喷施或土施农药多效唑控制生长，促进花芽形成，才能达到预期产量。为此，二原告于二00二年七月二十日从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以每袋一元二角，共计九十六元的价格，购买英杰牌 15%多效唑(登记号为L591423)八十袋，按农药说明要求分三次喷施在所栽培的油桃树上。同年八月，二原告发现喷施所购买多效挫没有控制住油桃树长势后，眼看一年的收成将成泡影。为此，原告找到第二被告要求解决未果后，向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进行了假农药投诉。祁县农业局执法办对第二被告经销所余的多效挫农药二十八袋进行了登记保存，并在祁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干部的指导下，对投诉双方当事人作了调查记录，证实原告所投诉农药系第二被告销售的后，封存两袋样品农药，双方各保存一袋，以供检验。后又以第二被告经销扩大使用范围药(标签不规范)对第二被告作出了"警告十五天内改正标签，罚款三百元整"的行政处罚。此后，农业局对此事进行了调解，但因双方差距过大，调解失败。农业局随后将登记保存的二十八袋多效唑退还了第二被告。二00二年十一月二原告以被告出售假农药给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诉至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六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及鉴定费。
[律师代理工作]
在与被告协商不成后，二原告找到山西省华晋律师事务所，委托贾升贵、迟菲二位律师代理本案。接受本案委托后，律师进行了如下工作：
1、积极协助二原告向山西省农药检定所提出鉴定申请。农药检定所在对该农药初步审查后提出，该农药依法登记的适用范围是油菜与水稻，被告销售的农药扩大范围至桃树，属标签不符合规定，因此，当时与第一被告通电话，要求第一被告通知农药厂家及销售方，协调解决此事。
2、在第一被告处理期间，经原告配合律师调查，发现如下事实：
1）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系被告祁县农业局(原为祁县农牧局)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向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开办的集体性质法人企业。企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三万元，该资金名义上由祁县土肥站投资，实际系由企业自筹解决。该企业开办四年来，一直由王刚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承包经营，每年向被告祁县农业局交纳承包管理费人民币一千五百元，主管农药、农膜、化肥等。
2）原告栽植的油桃品种属优质品种，产量及售价喜人，原告在整个栽培过程中严格按照程序栽培，但由于喷洒的多效唑有问题，造成绝产。
3）第二被告农药系从河北某个人手中进货，没有合法的进货手续，用清水溶解与正规途径购得的统一品牌、浓度的产品目测差距大，很可能为假农药。
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律师请原告再次与被告联系，试图调解，但被告无调解诚意。为此，经与原告讨论，决定起诉。
3、为确定起诉的诉讼标的，充分准备诉讼证据，律师进行了如下工作：
1）查阅并复制了第二被告的工商登记档案，并进行了分析，发现如下有力证据。A、第二被告原属于第一被告的分枝，1993年应我国脱钩改制政策，重新注册成为集体法人。B、自1993年起，由王刚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承包第二被告。C、第二被告注册资本三万元，名义上是第一被告投入，但从承包协议以及验资发票可以看出，三万元为王刚投入。D、第一被告每年收取第二被告1500元承包费。
2）委托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对二原告栽种桃树的损失进行鉴定。得到"关于祁县古县填满桑村(二原告桃园)大棚桃树产量与收益调查评估"报告。结论为"二原告桃园中单株上应具有结果能力的枝都在十条以上，按每枝条留三个果，单呆重一百五十克计算，单株产量应在四点五千克以上，全园现有株数一千一百四十五株，应有产量约为五千一百五十二公斤"。
3）向太原市及山西省水果批发市场了解油桃的售价。但由于油桃不在价格统计范围，该证据未取得。仅取到油桃在外省市的售价。
4、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申请对争议农药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由法院对双方原封存的争讼农药多效挫样品(二原告与第一被告各提供一袋)二袋委托山西省农药检定所进行了质量鉴定，结论为"1、经检测，该来样产品未检出多效挫，属不合格产品;2、该产品标签内容与登记内容不符，只应用于水稻秧田和油菜苗床，其余均属扩大使用范围"。
[开庭情况]
在取得鉴定结论后，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庭审，庭审双方的主要焦点集中在：
1、原告喷洒的农药是否从被告处购得；2、被告销售的农药是否属假农药；3、原告桃树绝产与假农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4、第一被告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上述焦点，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辩称:原告所诉被告所售是假农药不是事实，超出农药登记范围的情形不属于假农药的情形。虽经鉴定，但结果不能作为判定被告所售农药不合格的依据，原告无法证明被检验的农药是从被告这儿买的，超范围的情形与原告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被告对原告所称损害后果不予认可，此品种是首次栽种，能否形成产量不可估计;原告使用被告农药与没形成产量无因果关系，影响产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形成产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且原告所述产量与价格均严重不实。
对此，原告律师进行了充分的反驳：首先，原告持有被告开具的农药收据，被告称收据上仅写明了多效唑，但未写具体的品牌与浓度。律师对此认为，收据是被告开具给原告的，能充分证明被告销售给原告多效唑，如被告认为其销售的不是英杰牌15%的多效唑，被告需举出反驳证据予以证明。其次，由农业局提供的查封农药的纪录中可以看出，在查封农药时，第二被告是认可其销售给原告英杰牌15%多效唑的。其次，法院将农业局查封的农药向农药检定部门进行了检测，在该农药中根本没有多效唑成分，依照我国《农药管理条例》，该农药属于典型的假农药。再次，原告栽种的桃树为棚栽油桃，与普通桃树有区别，在大棚中栽种油桃，必须使用农药控制桃树的长势，这样才能当年栽种，当年收获。被告如果认为油桃绝产存在其他原因，须进行举证。
被告祁县农业局辩称:2002年8月13日，原告到该局综合执法办投诉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销售假农药。当月十五日，该局执法办人员到所诉门市部进行了突击检查，查到原告投诉的英杰牌15%多效唑28袋，并马上异地封存到该局执法办，以鉴别真伪。经鉴别，英杰牌15%多效唑系江苏宜兴市生物化工厂生产，登记证号为L591423，依照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第五章第十三条规定，所投诉农药不在假农药定义内，不是假农药，而是标签不规范不合格。当时经与省农药检定所等部门联系化验多效挫约有效成份含量，但均答复没有标准样品不能检定，后该局又根据原告要求组织双方调解，但因双方差距太大，调解失败。对原告起诉该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因土肥站第二门市部是独立的法人企业，不是该局分支机构，且农业局承担的是国家赋予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监督管理工作，原告让该局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另原告所诉赔偿涉及与老天爷打交道，油桃花芽的形成不确定因素很多，不单纯取决于药剂控制，还与油桃品种纯度是否可、药物使用时期、方法、浓度等有重要关系。综上所述，该局恳请法庭划定该局不作被告，不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农业局的答辩，原告律师指出，首先，农业局作为农药管理部门，应对农药的经营、进销货渠道进行管理。农业局在这一管理过程中未尽到应尽的职责，存在过错，依照我国民法通则过错原则，农业局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其次，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系被告祁县农业局(原为祁县农牧局)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向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开办的集体性质法人企业。企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三万元，该资金名义上由祁县土肥站投资，实际系由企业自筹解决。该企业开办四年来，一直由王刚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承包经营，每年向被告祁县农业局交纳承包管理费人民币一千五百元，主管农药、农膜、化肥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脱钩改制案件的有关规定，农业局须在出资不实与收取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在庭审过程中，第二被告提出对多效唑与油桃绝产的因果进行鉴定。为此，法院与多家机构进行了联系，最终，针对多效唑对油桃树的药理作用及产量影响程度向山东省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进行调查取证，该所出具的证明表示，未喷多效唑的燕红 11号一年生油桃树，次年结果很少或基本没有产量，而喷施多效唑后，次年产量一般可达五千克以上，差异十分显著。为此，法院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对这一证据进行了质证。在二次开庭过程中，法院着重对油桃的市场价格进行了调查。经原告调查，油桃在四月初在祁县当地超市价格为12元/斤，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取到书面证据。被告指出油桃在当地价格不等，从3.5元到4.8元/斤。为此，原告律师指出油桃的价格应由法院根据双方主张及市场行情酌定。
[审理结果]
经过两次开庭，法院最终作出(2003)祁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根据二原告提供的购农药票据、祁县质检局证人证词、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对第二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调查笔录与行政处罚手续及本院委托山西省农药检定所所作农药质量鉴定结论，足以认定第二被告向二原告出售的英杰牌15%多效唑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致使二原告向所栽植油桃喷施该农药未能实现应有效果，根据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证明，证实第二被告销售存在质量问题农药的行为与二原告所遭受油桃无收益损失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第二被告依法应对二原告所述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另据原告复制第二被告企业注册档案材料显示，该企业注册资金存在与实际投入资金不符的情形，且作为该企业开办单位的第一被告每年都向开办该企业收取一千五百元的承包管理费用，故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应在开办企业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及所收取的管理费范围内对二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二原告所诉损失，除与被告上述行为有较大的因果关系外，作为受损的油桃植
物，与自然气候条件及二原告自身的管理及农药喷施方法也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故对所受损失二原告亦应自担部分责任。对油桃产量评估报告，被告虽有异议，但所提供录音资料证据不足以否认评估报告的有效性，故对该评估报告本院予以采信。对油桃价格问题，双方争执不一，但均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有效证据，故本院应结合双方自认情况及当地现行市场价格合理予以认定。
据此，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四十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撒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陈继义、戴祖兴油桃减产经济损失款人民币四万一千七百三十一元，由被告祁县农业局对上述损失在人民币三万六千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余经济损失由二原告陈继义、戴祖兴自担。
案件受理费二千三百六十五元，调查取证费一千一百八十二元，评估费一千零五十元，农药鉴定费三百元，合计人民币四千八百九十七元，由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负担四干四百零七元，由二原告负担四百八十九元七角(二原告已预交，被告应负担部分于执行时直接交付二原告)
[评析]
本案属于农民维权案件，该案件的公正审结的意义远远超过案件本身。近年来，坑农案件发生频繁。常见的有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资等等。坑农案件有几大特点：
1、危害范围广。农资作为国家监督经营的物资，由于销售单位与生产单位相对集中，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农民往往购进的是同一家经营的同种农资。如果某一单位销售伪劣农资，往往危害一方，造成损害范围极广。
2、损害后果大。农业生产同一般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周期长。因此，购入伪劣农资的农民往往无法当时发现危害。而是在辛勤耕作一年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发现所购农资的问题，而此时，往往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农民一年的辛勤劳作付之东流。
3、损害无法补救。农业生产的特性同时也决定了伪劣农资造成的损害无法补救。在损害真正发生后，往往已经无力回天。
4、社会危害性大。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我国存在广大的农业人口，农民的权益受到损害将大大降低农民生产与创造的积极性。如这类案件发生过多且处理不当，必然影响我国的农业生产与社会安定。
因此，坑农案件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山西电视台“金土地”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因此，如何帮助农民通过总结本案的教训，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成为律师本案审结之后的工作重点。
首先，农民要有一定的农资管理法律常识。农民朋友应当知道什么样的单位是具有销售农资许可的。在购买农资时，要到国家制定的经营部门购买，并且要察看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及销售证书。本案正是因为原告在正规经销店购买，才得以诉讼。如果本案原告从个体手中购买农药，很可能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其次，农民购买农资是要开具发票，发票内容要写详细。发票是证明购买行为的有力证据。本案中，实际该村购买假多效唑受到损失的不止原告两户。还有一些农民由于没有开具收据，难以证实在被告处购买农药的事实而无法在法院立案。只能在本案审结后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后，农民在受到假农资的侵害后，要及时同有关部门联系，反映情况，要求赔偿。必要的时候，要敢于诉讼，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