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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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
（１９９１年７月４日 市政府令第１３号）
第一条 为加快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的建设，推动高技术、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和国家有关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经认定、批准进入开发区从事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的企业。
第三条 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按国家科委颁布的文件执行。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定工作，市科委负责高新技术企业审批及发证。
第四条 关于进出口业务
（一）高新技术企业可同市外贸各公司实行工贸、技贸结合，参与外贸经营。对出口业务开展较好的企业，可授予外贸经营权。根据业务需要，企业经批准可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
（二）高新技术企业可按产品出口创汇额，提取一定金额（人民币）设立奖励基金，按规定用于职工福利和奖金。
第五条 关于金融信贷
（一）市级各银行根据开发区需要，要优先保证后贷资金投入，支持开发区内企业的发展和建设。对出口创汇的企业，优先提供外汇贷款。
（二）市人民银行积极支持审批开发区内企业发行债券，向社会集资。
（三）开发区内企业申请贷款，自有资金应有比例不足的，银行可根据实际情况放贷。使用自筹资金进行基建的，不受规定存足时间的限制。
（四）建立开发区风险投资基金，用于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开发。条件成熟时，经批准可成立风险投资公司。
第六条 关于税收征管
（一）高新技术企业从被认定并取得法人资格之日起，减按１５％率征收所得税。
（二）高新技术企业出口产品创汇额或按规定批准为替代进口产品的产值达到当年总产值７０％以上的，经税务机关审定，减按１０％的税率征收所得税。
（三）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销售之日起，免征所得税二年。免税期满后。纳税确有困难的，经批准在一定期限内给予适当减免税照顾。
凡从事生产高新技术目录内的产品，可优先纳入成都市新产品减免税名单，经税务机关批准，可减免一至二年产品税或增值税。
（四）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和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的所得，年净收入在三十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所得税。超过三十万元的部分，按适用税率征收所得税。对属于火炬计划开发范围的高新技术产品，凡符合新产品减免税条件并按规定减免产品税、增值税的税款，可专项用于技术开发，不计征所得税。
（五）高新技术企业以自筹资金新建技术开发和生产经营用房按国家产业政策和税收管理体制确定征免建筑税（或投资方向调节税）。
（六）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原则上在征收所得税后归还。
（七）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投资企业的税收按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投资的通知》中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关于财政和物价
（一）经市人民政府（或授权开发区管委会）批准，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免购国家重点建设债券。
（二）开发区内企业用于高新技术开发的仪器设备折旧年限可缩短为四至七年。用于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的仪器设备，第一年折旧允许达到３０％。
（三）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所缴各项税款以一九九０年为基数，新增部分五年内全部返还给开发区，用于开发区的建设。
（四）高新技术企业开发的属于国家、省管理价格（包括国家、省定的指导价）的新产品，除特定品种须报物价部门定价外，在规定的试销期内，企业可以根据试制成本，参照同类产品价格自行制定试销价格，并报物价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备案，不属于国家、省管理价格的高新技术产品，企业可以自行定价。
第八条 关于土地使用
（一）开发区内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由市政府委托开发区管委会统一征用，按开发区建设总体规划进行开发。并采取土地使用权有偿划拨和有偿出让、转让为主的经营方式。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开发区土地实行使用权有偿出让，商业用地四十年、工业用地五十年、居住用地七十年，期满可续签合同。投资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可以继承、转让、抵押、赠与、出租，可以兴办各种企业，也可以按开发区规划从事开发件房产经营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三）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投资在三千万元以下（不含三千万元）的，由开发区管委会本着简化手续、优先安排的原则，进行审批。
（四）进入开发区的三线调整单位，如资金筹集确有困难，经协商同意，可将应交纳的一些费用作为开发区参予投资入股处理。
（五）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商投资的企事业单位，一九九六年以前免交场地使用费。
（六）高新技术企业自筹资金兴建、扩建、改建生产用房，经开发区管委会批准，可缓交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
第九条 关于进出口货物关税
（一）开发区内地高新技术企业，为生产出口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免领进口许可证，海关凭出口合同以及开发区管委会的批准文件验收。
（二）经海关批准，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在开发区内设立保税仓库、保税工厂。海关按照进料加工的有关规定，以实际加工出口数量，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产品税、增值税。
（二）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或者另有规定的产品以外，都免征出口关税。
（四）保税货物转为内销，必须经原审批部门批准或海关许可，并照章纳税。其中属于国家实行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需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批补办进口手续和申领进口许可证。
（五）高新技术企业用于高新技术开发而国内不能生产的仪器和设备，凭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经海关审核后，免征进口关税。
海关认为必要时可在开发区内设置机构或派驻监管小组，对进出口货物进行管理。
第十条 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商务、技术人员一年内多次出国的，按国办发（１９９０）９号文件执行。
第十一条 允许开发区内企业招聘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和归国专家。企业可根据科技人员的贡献和技术水平，参照国家专业职称评定标准，按规定程序评定本企业科技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
第十二条 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民办企业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一般实行“自主分配、国家征税。”
第十三条 开发区内外商投资企业、内联企业、民办科研单位，其用工形式由企业自行确定。对原属全民、集体的职工保留其身份，工龄连续计算。在离开开发区时，由管委会出具行政、工资关系证明，可到其他全民、集体单位工作。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南京市企业登记注册“告知承诺制”实施办法
南京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企业登记注册“告知承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宁政发〔2005〕135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我市投资环境，现将《南京市企业登记注册“告知承诺制”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希认真遵照执行。
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南京市企业登记注册“告知承诺制”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各类企业市场准入成本，优化我市投资软环境，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精神，改革我市企业登记注册前置行政许可程序，实行“告知承诺制”许可方法。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巩固行政审批改革成果，不断提高行政许可效能，按照“宽进严管”的要求，坚持简化行政审批事项与强化事后监督结合，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办事效率相结合，着力营造比较宽松的市场准入环境，降低市场准入成本，促进我市经济健康发展。
二、“告知承诺制”的含义
告知承诺制是指申请人进行企业登记注册时，依法需要前置行政许可的事项，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相关行政许可机关书面告知申请人从事某一生产经营活动所应当符合或者达到的条件、标准和要求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在申请人承诺达到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被行政许可机关认可后，在10个工作日内由行政许可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分别颁发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和营业执照的制度。
三、“告知承诺制”的实施范围
在我市各工商分局、区县局申请办理设立、变更登记注册手续的企业，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其经营范围必须办理前置许可手续，且该经营范围已列入实行告知承诺行政许可的项目，均属“告知承诺制”的实施范围。（具体实行告知承诺制行政许可的项目见附件三）
四、“告知承诺制”的实施方式
企业登记注册“告知承诺制”的实施依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窗口进行。法制部门负责审查实施告知承诺制的范围，监察部门对告知承诺制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行政许可机关按照要求制作告知承诺文书，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窗口（以下简称：工商窗口）牵头办理设有前置行政许可条件的企业登记注册申请，代为发放相关的告知文书。
五、告知承诺文书的内容和形式
（一）告知的主要内容：
1、实施许可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相关的规章和技术规范规定；
2、许可应当具备的条件、标准和要求，包括许可的程序、申请人应当提交的文
件、收费依据和标准等；
3、与行政许可机关联系的途径、方法以及咨询、申诉、投诉的途径和方法；
4、行政许可机关对许可获准后的日常监督管理要求；
5、行政许可机关认为应当告知的其他内容。
（二）承诺的主要内容
1、申请人对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内容表示知晓和理解，承诺达到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设立企业或变更经营范围应具备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2、承诺在不达到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设立企业或变更经营范围应具备的条件、标准和要求时，不开展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3、承诺在生产经营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技术规范的规定，并接受行政许可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4、承诺所作陈述真实、合法，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行政许可机关向申请人进行告知并获得申请人的承诺后，即可对申请事项表示同意或认可，并按照规定核发许可证或批准文件。
（四）告知承诺均以书面形式作出。告知承诺文书一式三份，申请人、行政许可机关、工商窗口各留一份。
六、“告知承诺制”的办理程序
（一）工商受理。工商窗口对涉及告知承诺事项的企业登记注册申请，对申请人进行辅导，在发放工商登记注册文书的同时发给相关的告知承诺文书（一式三份）。
（二）申请人承诺。申请人仔细阅读、了解告知承诺文书的内容，并承诺在达到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批准条件、标准和要求后开展经营活动。申请人在作出承诺后向该事项行政许可机关提交承诺文书，同时向工商窗口提交企业登记申请材料及承诺文书。承诺文书由拟设企业的全体投资者签字盖章；拟变更经营范围的在业企业，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向工商登记窗口提交的工商登记相关材料应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
（三）各相关行政许可机关在收到告知承诺文书5个工作日内将许可证件或批准文书复印件传递给工商窗口。
（四）工商窗口在收到许可证件或批准文书复印件4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工作，并通知申请人领取执照。
（五）申请人在10个工作日内到各行政许可机关和工商窗口领取证照。
七、“告知承诺制”的事后管理
行政许可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申请人领取证照后三个月内应对申请人所设企业进行回访，重点查核申请人所作承诺是否真实，承诺事项是否符合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对申请人弄虚作假，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和要求的，行政许可机关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同时将处理情况书面通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行政许可机关通报意见和相关法律、法规，责令企业变更其经营范围或吊销营业执照。
八、“告知承诺制”的监督与法律责任
（一）以告知承诺制方式设立或变更的企业应认真履行承诺，接受行政许可机关的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对不实承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行政许可机关将依法撤销或吊销其相关许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依法责令企业变更其经营范围或吊销营业执照。
（二）因行政许可机关告知不明确、不具体或者告知错误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其过错责任。
（三）申请人已按照告知承诺制度作出承诺，行政许可机关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未在本办法规定的时限内发放有关许可证件、批准文件或营业执照的，监察部门将进行效能监察，追究有关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责任。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
表一：告知承诺制办理的具体流程
http://www.nanjing.gov.cn/cps/site/nanjing/file/zfgw/20050802-1.doc
表二：告知承诺文书格式样本
http://www.nanjing.gov.cn/cps/site/nanjing/file/zfgw/20050802-2.doc
表三：南京市第一批实行告知承诺行政许可的项目
http://www.nanjing.gov.cn/cps/site/nanjing/file/zfgw/20050802-3.doc
社会是人的载体，人是社会的影像，不同的生活场域塑造着不同样态的人，而不同样态的人又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场域，因此，政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政治人”，法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法律人”。由于法治社会奉行着一套与政治社会迥然相异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模式，所以法治状态下的法律人便与政治状态下的“政治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起步逐渐向法治社会迈进的国家来说，注意消除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并最大限度地使之以“法律人”模式来设计各种制度则是法治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政治社会中“政治人”
“政治人”是与政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以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以政治为治理手段，一切以政治为主导，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社会。该种社会所塑造出来的人便是“政治人”。政治性是“政治人”的本质规定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整体利益至上
维护整体利益是一个政治社会中的最大政治。在政治社会中“政治人”把整体利益视为本体，把个体利益视为派生，认为个体的利益、幸福来源于整体的利益与幸福。他们把整体利益的满足视为处理问题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利益常常被否定或被迫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在整个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分野，公共空间完全吞噬了私人领域。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是人类早期典型的政治型社会，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人做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描述。①在古希腊人的眼里，不关心、不参与城邦公共事务就不能称其为人。城邦被视为整体，公民被视为城邦的一部分，公民的财产、家庭、利益、价值、荣誉、希望，乃至生命和灵魂都属于城邦，公民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城邦。②
(二)个体甘于牺牲与奉献
如前所述，在政治社会中整体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整体的这种地位的获得则需要个体的牺牲和奉献来实现。在政治社会中，个体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整体被视为个体自己的整体，因此，个体向整体奉献和牺牲并不是向别人奉献和牺牲，而是变相地向自己奉献和牺牲。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创生出的人民主权国家便是政治型的国家和社会。因为它强调“公意”的绝对至上性，强调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信奉“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让渡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③由此而言，这种政治人形象还浮现于罗马共和时代。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其政治性虽然没有希腊城邦时代那样的“浓度”，但它仍然奉行整体主义，国家利益具有绝对的至上性，义务本位仍然是这一时代人的行为方式。这种政治人的影像表现为公民要承担众多无偿的公役。罗马的所有公共事务几乎由公民们以自己的“力”和“钱”承担，他们通过牺牲自己来换取罗马的辉煌。④
(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
为了保证整体利益以及这种政治性的实现，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机制竭力塑造其特有的利他、爱国、兴邦、忠君的政治文化与道德精神，强调“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品质，高扬“干一行，爱一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的“螺丝钉精神”，其目的在于使公民“脱俗”，即摆脱私欲，抛弃亲情伦理的束缚，而投身于整体的政治事业之中。因此，在政治社会中通常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不允许伤害整体利益的“异端邪说”的存在。
通过以上对政治社会与政治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和政治人的特点在于它们都坚持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即重视社会的总体价值而忽视或排斥个体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⑤它们都强调公域和公益相对于私域和私益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具有先验的优先性，强调在公域面前私域的非独立性。它们都坚持公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强调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没有与国家协商的资格和提出条件的可能性。
二、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
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卓著成就。这些成就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即在经济上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不断推进依法治国。二者又相辅相成，市场经济为法治提供多元、平等的社会氛围，法治又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宪法原则。欲构建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在法律上预设出一个与法治相吻合的“法律人”模式。也就是说，舍弃原有的“政治人”形象从而实现“法律人”形象的塑造，对于一个脱胎于政治社会而欲实现法治的国家来说，是重中之重的大事。笔者认为，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人”应该具有以下形象。⑥
首先，法律人应该是“自利人”。既然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建立的，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财富的增值，因此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应该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最普遍的心理特征，也是人性的最一般的表现。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正是在每个人谋求自身正当利益的过程中，社会才实现了发展和进步。法律必须承认和保护人的这种天性，它所禁止的应该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即为谋取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因此，法律中所要求的人不是“大公无私”的“政治人”，而是珍惜自己权利、敢于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人。
其次，法律人应该是“一般人”。法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无差别地适用规则，而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则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将方方面面的人纳入到它的视野之中，因此法治所关照的注定不是个别人，而是多数人。既然如此，能够适用于多数人的标准较之只适用于少数人的标准便大为降低，因此，法治不要求人必须具有高超的政治觉悟或较高的道德素质。“法律人”是一种与“一心为公”的政治人相区别的低品味人。借用中国儒家对人的分类，法治视野中的人更多的是“小人”，而不是“君子”。
最后，法律人应该是“自治人”。如前所述，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存在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自由和自治，它强调当事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自我。因此，法治承认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个体，强调自己主宰自己。因此，法律人强调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分野，强调个人与国家的适度分离。所以，法律人是一种与强调一切都奉献给国家、唯国家意志马首是瞻的“政治人”相区别的“自治人”。
三、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官本位”政治传统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建立了一个以政治为主导的一元化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末已降的中国改革，就社会治理方式而言，实际上是一场逐渐褪去政治化，逐渐实现法治化的历程。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显著，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然而我们的法治毕竟脱胎于原有的政治社会，旧的制度可以一日废弃，旧的观念却很难一日扫除。时至今日，某些政治思维与逻辑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立法者的思维，因此法律中仍然残留着某种“政治人”的影像。
(一)“大公无私人”的影像
这种大公无私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民法的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的取得制度中。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10条至第114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广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广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物的有关规定。
这一制度架构所涉及的主体有三个：拾得人、物主和国家机关。无疑拾得人应该是此制度中的主角，因为没有拾得人拾得的行为或事实，此制度便无从启动。但是从整体上看，在此制度中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拾得人的作为却基本上是在无偿的意义上进行的，而这种无偿性实际上与“法律人”的自利性特征是相悖的。因此，可以说，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取得制度中所预设的人的模式不是“法律人”的模式。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此制度所赖以立足的人的模式的错位，即该制度不是将拾得人放在“法律人”的意义上来设计的，具体而言不是以市场经济中的“自利人”形象，而是以政治社会中的甘于奉献、乐于牺牲、大公无私的“政治人”形象来设计制度的。依这种“政治人”的逻辑，拾得人之所以能对物主作出牺牲是出于“革命同志”式的友情，之所以能对国家作出牺牲(因遗失物无法找到失主而归国家所有)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相比之下，一些国家规定的遗失物时效取得制度或无论是否事先约定拾得人都享有报酬取得权的规定则更贴近自利的“法律人”的特性。⑦
(二)“大义灭亲人”的影像
这种“大义灭亲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刑法》的包庇罪中。我国《刑法》第13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务，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根据这一罪名，在我国任何人对任何犯罪人的帮助、隐藏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即使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为宗法社会，伦理性是古代中国法的重要特征，所以容隐制度，即对亲属间的包庇行为的宽恕制度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礼记》中的“事亲有隐无犯”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再到《唐律疏议》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都可见一斑。受传统的影响，1910年的《大清新刑律》、1928年和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亲属间的容隐制度。⑧新中国的法律是在废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容隐制度自然在废除之列。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是通过移植前苏联法律的方式建立的，因此亲属之间帮助、隐藏为罪模式自然也便被移入我国。⑨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政治型的社会，而实际上无论是前苏联的包庇型的帮助犯形式还是新中国的独立的包庇罪的模式，都是生发于所在的政治社会并与“政治人”的思维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制度模式。在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极左社会里，坚持的是“亲不亲阶级分”的政治原则，进而排挤了“亲不亲血缘分”的自然原则，这样便把自然状态下关于人的“亲属”和“非亲属”的分类硬性改变为“同志”和“敌人”的分类。同时，受这种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犯罪和刑法通常被认为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⑩违法犯罪分子往往是被视为反动阶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此追捕逃犯便被视为国家赋予每个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于是，一旦有人犯了罪，他便异化为了人民的反面，他和亲属之间的关系也毫无例外地变为了敌我关系，而此时的包庇行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上“资敌”行为。显然，在政治社会中伦理亲情是无法与政治任务相抗衡的，即使是亲属之间出于亲情而为的包庇行为也是犯罪。所以，我国包庇罪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大义灭亲”型的“政治人”基础上的，这严重地超越了法治社会中“一般人”的标准。
(三)“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
这种“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体现在当下我国性纠纷的处理机制中。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强奸罪属于性质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属于公诉罪，完全采用国家处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如果公安机关立案后，当事人之间自主和解，不但原强奸犯罪成立，而且原被害人或家属还有可能承担包庇罪或伪证罪的刑事责任。(11)这种处理机制因为完全排除了受害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难题。在我国，强奸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一种，它所侵犯的客体是受害者的性自由权。(12)基于此，强奸罪成立与否的关键应主要取决于受害人对性行为的态度，如果受害人认为该行为是对自己性权利的侵犯，强奸罪就成立，否则，就不成立。既然如此，在性纠纷处理机制中就应该充分发挥受害人的作用，而不能由国家垄断。
